為什麼宋朝女人參加慈善活動

❶ 歷史上的宋代時期，為什麼那麼多女子能文能武

在北宋大都市可以看到徹夜的燈火通明之景象，社會休閑娛樂空前發展。唐朝時期女子體育事業就得到了興盛發展，到宋朝仍舊處於發展的高峰時期。

3、上竿技、踢毽子宋代女子大展身手

宋代女子還進行技巧類運動，諸如射箭、騎馬、馬術、武術、盪鞦韆等等體育運動。

《東京夢梁錄》中提到百戲技藝有倒立、筋斗、折腰、過刀門、過圈子等。女子表演上竿技，這類表演女子展現自己的纖細柔美，站立在竹竿之上，大展身手。

宋代女子還喜好踢毽子，作為一種競爭相對較不激烈的運動，受到民間女子的追捧。毽子往往裝飾各異，單人或三五成群一起踢毽子，以輕跳和腳法為主，在女子中盛行。此外她們還玩各類博戲，這些多與金錢有關，類似現在的賭博。

❷ 慈善的中國古代慈善史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慈善」的傳統，早在西周時期，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職中已設立地官「司徒」一職。而且，災荒時期所採取的社會救助手段，被稱為「荒政」。
據《周禮·地官》記載，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職中，設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國民，安定天下。有現代民政部部長部分職能的司徒，為做好民政工作要採取6項措施，即「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所謂「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用現代話來說，就是關愛兒童、老有所養、救濟窮困、撫恤貧苦、優待殘疾、安撫富人，這些正是現代慈善概念中的具體內容。
這一時期的慈善活動，主要由朝廷來帶動，災荒時期所採取的社會救濟手段，被稱為「荒政」。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都很重視慈善工作。如「春秋五霸」之一的吳王闔閭，《左傳·哀公元年》記載，每次發生天災瘟疫，他都會親臨災區，看望民眾，安撫孤寡，資助貧困。
春秋戰國時期的民間慈善活動比較簡單，行為之一是直接在路邊給需要救助者提供飯食，此即所謂「施粥」。施粥賑飢雖然簡單，卻是最受歡迎的一種慈善行為，為中國歷代所繼承。
東漢末興平元年(公元194年)秋，京畿大旱，災民遍野。《後漢書·獻帝紀》記載，當時的皇帝劉協(獻帝)，便安排身邊大臣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
民間施粥更為常見，過去俗稱「吃大戶」。如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冀州和定二州鬧飢荒，地方賢良人士「為粥於路以食之」。《魏書·孝文帝本紀》記載，此舉救活了數十萬人。
一直到晚清，放糧施粥都是中國古代慈善家們的首選。現代拍攝的清宮戲中，不時會有大善人，支起大鐵鍋熬粥賑濟災民的鏡頭。
中國古人有自己的一套慈善理念，《禮記·禮運》中是這樣說的：「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句話的大概意思是，人們不能僅奉養自己的父母，養育自己的孩子，而是要讓天下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其晚年，青壯年能為社會效力，兒童能順利地成長，年老的鰥夫、年邁的寡婦、孤兒、無子老者、殘疾人都能得到社會的關愛，這樣才算「大同社會」。
「養疾之政」，是古人做慈善的又一主要內容，給包括災民在內的老、弱、病、殘者諸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如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發生旱災，並發蝗災，隨之暴發疫情。《漢書·平帝紀》記載，當時朝廷採取的辦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葯。」雖是防疫情擴散的一種隔離措施，事實上也是慈善行為。
到了南北朝時期，民間慈善活動更為活躍。當時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南朝齊竟陵王蕭子良開倉賑災，《南史·齊文惠皇太子傳》記載，他還與文惠皇太子蕭長懋一起，創辦了「六疾館」，專收貧病不能自立者，即所謂「立六疾館以養窮民」，時間在公元五世紀末六世紀初。
「六疾」語出《左傳·昭公元年》，泛指多種疾病。藉此開辦的「六疾館」，被現代慈善界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慈善機構之一。之前的劉宋朝，已頗重視社會救濟工作，《宋書·明帝紀》記載，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劉彧（明帝）剛當上皇帝即下詔，「鰥寡孤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量賑給。」
稍後的北魏也有善舉。《北史·魏本紀第四》記載，永平三年十月，皇帝元恪(宣武帝)，「詔太常立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
搞慈善需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這是古今公認的。那麼，古代做慈善的資金從哪來？從史料來看，與現代一樣，古代慈善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財政撥款和民間捐款。
古代民間做慈善最活躍、最熱心的人群是出家人。佛教的宗旨是普度眾生，行善濟人，投身慈善活動也是出家人的必然選擇。上面提到的中國最早慈善機構「六疾館」，其創辦人竟陵王蕭子良和文惠太子蕭長懋都崇信佛教。
運作最成功、影響最廣的佛教慈善機構，是唐代的「悲田養病坊」。佛教有「五福田」一說，「悲田」即其中之一田，主要用來布施貧病孤老，「悲田養病坊」的名稱因此而來。
在唐朝，悲田養病坊遍及各地。其經濟來源，早期靠信眾的奉獻和寺院自有田產的收入。由於悲田養病坊具有良好的社會救助功能，對解決民生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作用明顯，因此朝廷十分重視，主動介入管理。
朝廷介入以後，由國庫提供的資助成為一大經濟來源。這方面的資助包括生活資料的援助，提供糧食、救災雜物等。《新唐書·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衛」條中，便有送給養病坊敝幕、故氈的記載；李漼(懿宗)當皇帝時，還給各州縣的病坊「賜米」。二是官方直接投資、劃撥田產。李隆基(玄宗)當皇帝的開元年間，便實行「官置本錢收利給之」的做法，使悲田養病坊的「現金流」有了保證。
盡管悲田養病坊這一慈善機構在唐後期因「滅佛」運動的出現而風光不再，但對以後中國慈善事業的影響相當深遠，五代的「悲田院」、「養病院」，宋代的「福田院」、「安濟坊」，金代的「普濟院」，明清的「養濟院」等慈善機構，都受到了悲田養病坊慈善模式的影響。
與官方投資相比，募集和民間捐獻，則一直是古代慈善機構和福利組織最為穩定的經濟來源，它不止可避免官方投入易受執政者好惡的限制，而且可以影響整個社會，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參與，特別是遇到大災大疫、官府財力不足時，民間經濟來源便顯得特別重要。
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應該是宋代。宋代在各個領域都出現了相應的慈善組織，收養乞丐、殘疾者和孤寡老人有「福田院」、「居養院」；病有「安濟院」、「惠民葯局」；死有「漏澤園」；兒童有「舉子倉」、「慈幼局」……這些都是官辦性質的慈善組織和福利機構。
由於官府鼓勵民間參與慈善活動，所以出現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規模的慈善機構。如著名理學家朱熹，曾在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創設「社倉」，備荒救災，地方政府撥給一定的平價糧，由鄉間人士負責經營管理。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則在蘇州創設「義庄」，置良田十餘頃，將每年「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劉宰、黃震、真德秀等中國古代著名的慈善家都是宋代人。
到了明清時期，民間慈善組織進一步壯大，幾乎涉及所有社會領域。當然，這與其經濟來源較為充足不無關系。
捐助是明清慈善組織經濟的主要來源，與唐宋時期由官方主導的慈善活動區別明顯。而且，這一時期慈善經費來源的渠道豐富，特別是到了清代，捐助慈善活動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參與群體廣泛，當官的捐養廉銀，士紳捐房產，地主捐田地。
明清時期，社會上以「會館」形式出現的各種新型互助救濟組織，則直接推動了民間慈善事業的大發展。
會館，是一種地緣性、行業性十分明顯的鄉幫組織，其開館目的是「答神庥、篤鄉誼、萃善舉」。說白了，會館就是老鄉和同業者的互助平台，其作用突出表現在捐資助學、助喪、施醫、濟貧諸方面。如清代福建人陳宗蕃在北京創設的「福建同鄉會館」，開宗明義為「鄉中試子來京假館之所，以恤寒而啟後進也」；徽商所開設的會館還常附設「殯舍」、「義冢」、「義庄」，為死者、病者提供免費服務。
明清慈善活動的經濟來源，除了個人自願捐資方式，還有「分攤集資」和「抽取提成」兩種較為常用的辦法。
分攤集資好理解，就是入會者平均攤捐款項。而抽取提成，則是根據各入會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多少而定，如清光緒三十二年，蘇州「石業公所建立學堂兼辦善舉」，其常年用款便是採取抽提的辦法，由17家石作坊議定，「每做一千文生意，提出二十文；每工一日，捐錢四文」。
需要說明的是，古代有不少時候的捐款都帶有強制性質，對不能及時捐付款項者有強制「罰款」的規定。如清嘉慶二十二年北京葯行議定：每年正月初一要准時到會館交銀錢，「毋得遲延。如午刻不到，罰銀二兩。」

❸ 為什麼會有慈善活動僅僅是滿足心理需要嗎對社會的發展有什麼深層次的影響

慈善的經濟學分析

宋 圭 武

在中國古代的典籍中，「慈」與「善」兩個詞最初是分開使用的。「慈」的含義比較豐富，就其源流來說，大致有三種。一是指母親。古人常稱自己的母親為家慈。二是指子女對父母的孝敬奉養。如《莊子·漁父》雲：「事親則慈孝」。三是指父母的愛。《新書·道術》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善」的本義是「吉祥」、「美好」，與之相對的詞是「惡」。許慎在《說文》中曾有如下解釋：「善，吉也；從言從羊，此與義（繁體作「義」）美同義。篆文從言從羊，隸書省作善，二言有相善，君子之言吉，其嘉祥謂善」。許慎的這一解釋也可從上古的典籍中得到印證，如《尚書》即有「彰善癉惡」之句。孔子亦雲：「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後來，善被引申為友好親善，品行高尚。

從語源學的角度看，慈與善雖有一定的區別，但在長期的演進過程中，兩者的字義漸趨相近，均包含有仁慈、善良、富有同情心的意思。到南北朝時期，慈與善常常並列言之，於是便有了「慈善」這一稱謂，並為時人所慣用。如《北史》中稱崔光「寬和慈善，下忤於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據現有史料來看，這可能是「慈善」二字合成使用的最早載錄。

在英語中，「慈善」一詞分別有「charity」和「philanthropy」與之對應。Charity的意思是「對他人的愛」或是「對有需求的人或貧困的人行善和慷慨施捨」。Philanthropy的意思是「對全人類的愛」和「增加人類福利的努力或傾向，比如通過慈善援助或捐贈等」。前者更強調對窮人或團體的幫助和救濟，後者不僅僅幫助窮人，還有博愛的意思，帶有公益的色彩。

貝克爾對「慈善」的定義是：「如果將時間與產品轉移給沒有利益關系的人或組織，那麼，這種行為就被稱為『慈善』或『博愛』。」

從經濟學角度看，慈善是一種經濟產品。

慈善對供給者而言，既有成本，也有收益。其付出的成本主要是在物質方面，但收益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從精神方面的收益來看，慈善會使慈善供給者得到一種心靈的安慰，同時，慈善供給者也會得到人們廣泛的敬重和社會好的評價。從物質方面的收益來看，有慈善行為的人，人們會更加願意與之交往，從而客觀上也增加了有慈善行為人的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的增加也就意味著潛在的物質收益增加的可能性的增大。從現實來看，精明的企業家往往也是慈善產品的有效供給者。慈善不但使有些企業獲得了名的收益，也獲得了物質方面的巨大收益。對同一條供給曲線而言，慈善產品的供給量，取決於慈善產品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的比較。當慈善供給的邊際收益等於慈善供給的邊際成本時，慈善產品的供給量對供給者而言就是最優和最恰當的。

慈善對需求者而言，也有成本和收益兩個方面的考慮。其收益主要是在物質方面，但成本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一般情況是，大多數人總是希望自己施捨別人，而不是別人施捨自己。當一個人受到別人施捨時，一般總會有一種心理的虧空感，這種心理的虧空感就是一種精神方面的成本。從物質方面的成本來看，主要是人們會更傾向於與施捨別人的交往，而不願與受到施捨的人交往，這種情況將會減少受到施捨的人的社會資本，從而也就減少了其進一步增加收益的可能性。對同一條需求曲線而言，慈善產品的需求量最終取決於慈善需求者成本與收益的比較。當慈善產品需求的邊際收益等於需求的邊際成本時，慈善產品的需求量對需求者而言就是最優和最恰當的。

對社會而言，當慈善產品的供給量等於需求量時，慈善市場就達到了均衡狀態。

對同一條曲線而言，決定慈善產品供給量和需求量的因素主要是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的比較，但慈善產品的供給和需求曲線本身也是變動的。

從供給方面看，影響整個慈善產品供給曲線變動的因素主要有：第一，偏好。一般而言，每個人的偏好結構是不同的。不同的偏好結構將決定一個人具有不同的決策結構。所以，不同的人，對慈善產品的供給決策是不同的。第二，富裕程度。人生的總效用取決於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由於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作用，隨著一個人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物質產品所到帶來的邊際效用將會減少，而精神產品所帶來的邊際效用將會增加；這時，人們會傾向於追求更多的精神收益；相應，慈善行為也就會有所增加。第三，年齡。一般情況是，一方面，隨著一個人年齡的增加，其對生命的珍惜度會不斷提高；另一方面，隨著一個人年齡的增加，其人生的閱歷也就更加豐富，從而也就更加懂得珍惜和關愛。當然，一個有著坎坷經歷的人，既有可能走向大善的境界，也有可能走向大惡的境界。第四，價值觀。不同的價值觀將決定一個人不同的人生選擇。一個相信做壞事來世有報應的人與一個不相信做壞事來世有報應的人，二者的慈善行為是不同的。一個具有忘我獻身精神的人與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人，二者的慈善行為選擇也是不同的。所以，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和個人主義價值觀，將導致不同的慈善行為選擇。第五，制度。制度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一種收益（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的預期。不同的制度體系，將導致不同的收益預期。所以，在不同的制度體系下，慈善產品的供給也是不同的。第六，人際關系。由於識別成本較少，所以人們一般會更傾向與向熟人或是與自己有密切關系的人提供慈善產品。

從需求方面來看，影響整個慈善產品需求曲線變動的因素也主要有六個方面：第一，偏好。有些人寧可自己受罪，也不願受人施捨。第二，貧困程度。一方面，對貧困者而言，由於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物質方面的邊際效用相對較大，而精神方面的邊際效用相對較小；另一方面，由於天災人禍等客觀原因的限制；所以，貧困者主觀上既容易接受別人的施捨，客觀上也容易對慈善產品產生更多的需求。第三，年齡。一般而言，由於經濟不獨立，人在年幼和年少時，相對對慈善產品的需求就多一些。另外，當一個人在年老時，由於經濟和身體等方面的原因，也會增加對慈善產品的需求量；但年老的人也會對別人產生更多的同情和關愛。第四，價值觀。價值觀既影響慈善產品的供給，也影響慈善產品的需求，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第五，制度。好的制度將會導致減少對慈善產品的需求，不好的制度將會導致對慈善產品需求的增加。第六，人際關系。當一個人遭遇困難時，對慈善產品的需求首先想到的是與自己關系良好的人。因為一個與自己關系良好的人，也是最容易向自己提供慈善產品的人。

慈善產品的特點：一是供給和需求的自願性；二是供給和需求的無償性。無論是供給慈善產品，還是需求慈善產品，都應是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不能有強迫。否則，就會與慈善的本質相違背。因為對供給方面而言，強迫的慈善就不能稱為是真正的慈善；對需求方面而言，強迫的慈善也只會增加接受者的痛苦。另外，從直接的過程看，慈善產品的供給和需求都是無償的。供給者不要求有回報，需求者也不要求有補償。當然，從最終的社會效果看，慈善產品的供給方和需求方實質上都會有成本與收益方面的影響。

慈善產品的宏觀效果是多方面的。一是有利於社會的穩定。慈善產品有助於消除社會不滿情緒，是化解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手段。二是有利於調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合理性。有些學者將由慈善而產生的分配稱為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的；第二次分配是政府按照效率與公平相結合的原則進行的；而第三次分配是基於道德原則而進行的。由於現實世界的復雜性，人類的分配製度不可能總是很完善，所以，基於道德原則而產生的第三次分配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三是有利於增加社會的產出。慈善產品具有支持發展的功能。慈善行為有助於為一個人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和能力，從而也有助於增加社會的總產出。四是有利於刺激社會的消費。慈善對窮人而言，將會增加更多的消費支出。五是有利於社會的道德建設。慈善產品的生產有一種循環累積的因果效應。慈善行為會誘致更多的慈善行為。

政府不是慈善的主體。慈善不是一種政府行為，救人扶貧是政府應盡的一項基本職責。政府徵收了人民繳納的稅金，就自然要保護好納稅人的生命財產和安全。政府應盡可能降低各種災害所造成的損失，應健全各種社會保障制度，以此減少需要救助人群的數量。慈善是對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不足的一種補充，政府應積極給予鼓勵和支持。

促進慈善行為的對策主要有兩個方面。對個人而言，主要是要加強偏好和價值觀的建設。要改變不合理的偏好結構，要樹立樂於助人的思想境界。對社會而言，主要是制度建設。對慈善行為，社會應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鼓勵體系，不能讓好人沒有好報。這里制度建設是最關鍵的環節。

從深層次看，一個社會對慈善產品的需求量越大，說明這個社會就越有問題。所以，理想社會是不需要慈善產品的。所以慈善產品市場的均衡只能是一種局部均衡，而不是一種整體均衡。

❹ 中盟世紀宋美遐背景

宋美遐簡介
中盟世紀（北京）傳媒公司董事、CEO
身高：162公分 體重：46公斤 血型：B 星座：射手座 愛好：騎馬、網球、高爾夫、瑜伽 現住地：北京
宋美遐：京城 80後成功女性代表，現任中盟世紀（北京）投資有限公司文化產業——中盟世紀（北京）傳媒公司董事、CEO。
她是商界聲名鵲起的女企業家、奉獻愛心的美女慈善家、非典型性80後女性代表。之所以稱她為非典型性，是因為她不但具備了80後典型的年輕資本和敢想敢做的沖勁，又有著令普通80後羨慕的傳奇經歷和成功事業。在事業與生活之間游刃有餘的宋美遐，宛如一個肆意遊走的精靈。
在事業上，她也是出類拔萃，她曾經成功策劃並舉辦了國內最大的富豪聚會——「第三屆世界潮商大會」，把世界級中國潮籍富豪聚攏到京，李嘉誠致賀信，黃光裕、陳幼南等國內外知名富豪親自到場。事隔兩個月後，在釣魚台成功舉辦「閩商換屆選舉」，著名閩商黃如倫也出席會議。
她曾經是潮星集團旗下潮星文化的執行董事，潮星文化成功匯集了眾多國內頂級富豪，獨具國內高端富豪峰會的承辦實力，已成為業內少有的能同時雲集頂級潮商和閩商的活動承辦單位。另外還成功舉辦了東方愛嬰十周年慶典、潤澤地產旗下「影響中國百年當代名書畫家走進潤澤」、「潤澤感謝你等大型慶典活動，驕人的成績獲得了業界人士的廣泛認可。
此外，宋美遐還與國內眾多金牌大導演、知名藝人、影視公司有著良好的合作關系。宋美遐和高希希導演不僅是生活中的好朋友，在事業上也有著眾多交集，她曾經獨攬了高希希導演眾多影視作品的策劃宣傳，其中包括高希希導演的《新上海灘》、《紙醉金迷》、《三國》、《狙擊手》等電視劇。還參與打造了中石油、中石化的企業宣傳片，飲品「露露」的廣告片拍攝製作，寶馬、賓士宣傳片的製作宣傳…… 宋美遐並不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第二代，她總是強調她的成功是出於她整個團隊的努力。對於公司的經營理念，她提倡創造機會、力求創新、精益求精、共同發展，給予每個員工自由發展的空間，力求完美的性格和能力令她把身邊的每件事情處理得妥妥當當，任何困難擺在她面前都可以迎刃而解。
低調出席各類慈善活動的宋美遐，用心做著自己的慈善事業：奔赴汶川災區的義無反顧、關注孤殘老人救助的拳拳真情……09年與中國扶貧基金會合作，資助了577個四川災區小孩……在采訪中，她並不願意透露更多的善舉，言語中總帶著一笑而過的從容。
8年前初入職場，工資也僅有2000元 宋美遐第一份工作是當藝人的宣傳助理，她說「當時的工資也就2000元」，隨後經驗慢慢積累，她做到經紀人、後來又做電視劇、電影比較大的宣傳，然後聰明愛思考的她覺得「這完全可以變成一個產業鏈，因為影視分為經紀和製作兩方面，一方面是經紀，一方面是製作，但他們的宣傳團隊都不是特別專業，二是經常換人，有一些流失，跟媒體不能有直接而長久的聯系，但我們天天都跟媒體打交道，所以就把這部分的工作從一些大企業手裡外包到自己這里來，就成立了一個小團隊、成立了中型團隊、成立了稍微大型的團隊……於是組建了一間公司。」
不像許多80後剛入職場時的迷茫，宋美遐好像天生就有一種超越他人的理性，她清楚自己的優勢與自己想要什麼，她說剛入職場時她自己創造了一種3+12的模式，即「用3天來適應一個環境，了解公司所有的內容，用12天在這個公司中找到我最合適的位置」，這一切，皆因她有明確的人生目標。
女高管的兩面：工作中有稜角、生活中溫和親切 宋美遐僅用了8年時間，就從一個普通員工做到了知名企業的CEO，她所在的中盟世紀公司業務領域涉及影視劇投資、製作、宣發及藝人經紀等，目前公司已與眾多明星藝人及導演簽約合作。
在腥風血雨的娛樂圈打拚，造就了宋美遐既有稜角又時而圓邊的性格，她說自己「我的稜角一定是在談判桌上才能看得到，我會爭取所有我們該爭取的一切利益」，而在生活中「我是圓邊，可以跟任何一個人成為朋友，不管年齡高低、性別，得對人和善，我也有過膨脹期，年少輕狂，少年得志，就會目中無人，那時候你可能是俯視的（角度），這樣看待別人，別人不會用真心對待你，還是要把心門打開，對待每個人都是平和的，對待每個人都是用心的，每個人都會用同樣的感受去對待你。」
壓力大時，女領導也會哭 身在職場不是每個人都永遠被幸運之神眷顧的，宋美遐也不例外。說起職場生涯的辛酸事，說起自己的解壓方法，她說：「別人會有不理解你的地方，我也迷茫過，那時候我年紀還不是特別大呢，回家也會哭一鼻子，為什麼做事兒這么難呢，為什麼別人在不信任你的同時還要給你施加那麼強大的壓力。」
但隨著職場經驗值的增加，她學會了用樂觀、去面對、去主動溝通的心態和方法，「如果你不溝通，永遠都通不了，你得用你善良一點的方面去跟他講，我就敞開心扉，跟合作夥伴溝通，把事情講給他聽，後來他也理解了」。現在的她「基本不哭了，壓力大的時候會去打電玩、開車或健身。我還挺快樂的，因為通過你自己的努力，你改變了自己，改變了家人的生活狀態，也改變了身邊很多朋友的狀態」。

❺ 宋朝是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最後為什麼會毀滅

宋朝的問題並不是經濟的繁榮就能夠掩蓋的，他們的制度早就給自己埋下了嚴重的禍患。對外作戰的接連失利和統治者的軟弱態度讓其他國家面對宋朝越來越肆無忌憚，當他們都在不斷壯大軍隊時，宋朝在這方面卻一直在走下坡路。具體如下：

1.宋朝軍隊徵兵不看身體素質和實戰經驗，而是看重賺錢的手藝；

2.繁雜的官員機構和高額的薪水讓宋朝的弊病越積越深；

3.沒有能力的國君獨攬大權，把宋朝帶到了十分荒唐的境地。

即便是在江山風雨飄搖的情況下，宋朝統治者所考慮的也只是個人的享樂。這樣的狀況導致了軍民都逐漸對統治者失去信心，真正到作戰時更加沒有了一往無前的勇氣。看到一個曾經繁華無比的朝代陷入這樣的境地，難免會讓人感到遺憾和惋惜。

一、軍隊戰力差

對於武將的職許可權制讓他們在戰場上無法自由地調度士兵，而深入到軍隊的腐敗讓士兵們忙著做手藝活疏於訓練，外敵入侵時甚至連武器都拿不動。

你知道宋朝在哪些方面在當時是世界領先的嗎？

❻ 古代人是怎麼做慈善的

倪方六四川雅安蘆山一場7.0級地震，使「慈善」再度成為熱議話題。其實，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做慈善」的傳統，早在西周時期，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職中就已設立了類似於今天民政部部長的官職。災荒時期古代人所採取的一些社會救助手段，也值得今天的我們看一看，想一想。 據《周禮·地官》記載，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職中，設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國民，安定天下。有現代民政部部長部分職能的司徒，為做好民政工作要採取6項措施，即「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用現代話來說，就是關愛兒童、老有所養、救濟窮困、撫恤貧苦、優待殘疾、安撫富人，這些正是現代慈善概念中的具體內容。 這一時期的慈善活動，主要由朝廷來帶動，災荒時期所採取的社會救濟手段，被稱為 「荒政」。 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都很重視慈善工作。如「春秋五霸」之一的吳王闔閭，《左傳·哀公元年》記載，每次發生天災瘟疫，他都會親臨災區，看望民眾，安撫孤寡，資助貧困。 以民間為主體的個人慈善活動的出現，才是中國古代慈善事業進步的標志。 民間施粥更為常見，過去俗稱「吃大戶」。如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冀州和定二州鬧飢荒，地方賢良人士「為粥於路以食之」。《魏書·孝文帝本紀》記載，此舉救活了數十萬人。 最早的慈善機構，始於南北朝 到了南北朝時期，民間慈善活動更為活躍。當時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南朝齊竟陵王蕭子良開倉賑災，《南史·齊文惠皇太子傳》記載，他還與文惠皇太子蕭長懋一起，創辦了「六疾館」，專收貧病不能自立者，即所謂「立六疾館以養窮民」，時間在公元五世紀末六世紀初。 「六疾」語出《左傳·昭公元年》，泛指多種疾病。藉此開辦的「六疾館」，被現代慈善界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慈善機構之一。之前的劉宋朝，已頗重視社會救濟工作，《宋書·明帝紀》記載，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劉 （明帝）剛當上皇帝即下詔，「鰥寡孤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量賑給」。 其後的北魏也有善舉。《北史·魏本紀第四》記載，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十月，皇帝元恪（宣武帝），「詔太常立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 與現代一樣，古代慈善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撥款和民間捐款 搞慈善需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這是古今公認的。那麼，古代做慈善的資金從哪來？從史料來看，與現代一樣，古代慈善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財政撥款和民間捐款。 古代民間做慈善最活躍、最熱心的人群是出家人。佛教的宗旨是普度眾生，行善濟人，投身慈善活動也是出家人的必然選擇。運作最成功、影響最廣的佛教慈善機構，是唐代的「悲田養病坊」。佛教有「五福田」一說，「悲田」即其中之一田，主要用來布施貧病孤老，「悲田養病坊」的名稱因此而來。 在唐朝，悲田養病坊遍及各地。其經濟來源，早期靠信眾的奉獻和寺院自有田產的收入。由於悲田養病坊具有良好的社會救助功能，對解決民生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作用明顯，因此朝廷十分重視，主動介入管理。 朝廷介入以後，由國庫提供的資助成為一大經濟來源。這方面的資助包括生活資料的援助，提供糧食、救災雜物等。《新唐書·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衛」條中，便有送給養病坊敝幕、故氈的記載；李誛（懿宗）當皇帝時，還給各州縣的病坊「賜米」。 二是官方直接投資、劃撥田產。李隆基（玄宗）當皇帝的開元年間，便實行「官置本錢收利給之」的做法，使悲田養病坊的「現金流」有了保證。 盡管悲田養病坊這一慈善機構在唐後期因「滅佛」運動的出現而風光不再，但對以後中國慈善事業的影響相當深遠，五代的「悲田院」、「養病院」，宋代的「福田院」、「安濟坊」，金代的「普濟院」，明清的「養濟院」等慈善機構，都受到了悲田養病坊慈善模式的影響。 當官的捐錢，士紳捐房產，地主捐田 與官方投資相比，募集和民間捐獻，則一直是古代慈善機構和福利組織最為穩定的經濟來源，它不止可避免官方投入易受執政者好惡的限制，而且可以影響整個社會，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參與，特別是遇到大災大疫、官府財力不足時，民間經濟來源便顯得特別重要。 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應該是宋代。宋代在各個領域都出現了相應的慈善組織，收養乞丐、殘疾者和孤寡老人的有 「福田院」、「居養院」；收養病人的有「安濟院」、「惠民葯局」；收養兒童的有「舉子倉」、「慈幼局」……這些都是官辦性質的慈善組織和福利機構。 由於官府鼓勵民間參與慈善活動，所以出現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規模的慈善機構。如著名理學家朱熹，曾在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創設「社倉」，備荒救災，地方政府撥給一定的平價糧，由鄉間人士負責經營管理。 到了明清時期，民間慈善組織進一步壯大，幾乎涉及所有社會領域。當然，這與其經濟來源較為充足不無關系。 捐助是明清慈善組織經濟的主要來源，與唐宋時期由官方主導的慈善活動區別明顯。而且，這一時期慈善經費來源的渠道豐富，特別是到了清代，捐助慈善活動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參與群體廣泛，當官的捐養廉銀，士紳捐房產，地主捐田地。 明清慈善活動的經濟來源，除了個人自願捐資方式，還有「分攤集資」和「抽取提成」兩種較為常用的辦法。 分攤集資好理解，就是入會者平均攤捐款項。而抽取提成，則是根據各入會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多少而定，如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蘇州「石業公所建立學堂兼辦善舉」，其常年用款便是採取抽提的辦法，由17家石作坊議定，「每做一千文生意，提出二十文；每工一日，捐錢四文」。 需要說明的是，古代有不少時候的捐款都帶有強制性質，對不能及時捐付款項者有強制 「罰款」的規定。如清嘉慶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北京葯行議定：每年正月初一要准時到會館交銀錢，「毋得遲延。如午刻不到，罰銀二兩」。

❼ 在男尊女卑的宋朝，女性詩詞人是如何「異軍突起」的

每次提到宋代女性，或許人們的第一印象就是李清照了，在李清照的一生中，她曾經創作過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其實，縱觀整個宋朝歷史可以看出，以李清照為代表而存在的這些女性詩人，是宋朝社會中一種極為特殊的群體。

在《跨越門閭》這本書中寫道：

「與明清時期相比，宋朝女性享有相對的自由。」

隨著宋朝重文輕武的思想逐漸盛行，在當時的社會中，學習文化知識也成為了一種潮流，文人受到了較好的待遇。宋朝社會男女之間之所以會沒有太大的階級差異劃分，也是因為在重文輕武思想的影響之下，男人也失去了和女人相比顯而易見的優勢。在這個時候，隨著女性思想的不斷解放，她們也開始像男人一樣吟詩作對。在這個時候，隨著女性內部文化和思想的不斷推進，導致很多女性也參與到了文學創作中。

自古以來，男人在文學創作方面就占據著絕對領先的地位，隨著唐朝時期詩詞文化的發展，很多男性詩人也成為了人們競相模仿的對象。在唐朝之後，很多古代社會的文人也將詩詞創作列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在宋朝社會，由於女性雖然得到了思想的解放，但在實際上，她們所能從事的職業仍然非常有限，因此，大量的女性為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也紛紛投入到詩歌創作的領域中去了。就這樣，宋代女性詩人也「異軍突起」，成為了宋朝文壇的領軍者。

❽ 中國古人怎麼做慈善

清代兼有慈善功能的江寧會館(位於安徽亳州）等待救助的清末災民（故宮博物院藏照片） 四川雅安蘆山一場7.0級地震，使「慈善」的話題再度引發熱議。其實，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慈善」的傳統，早在西周時期，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職中已設立地官「司徒」一職。而且，災荒時期所採取的社會救助手段，被稱為「荒政」。中國古代慈善活動怎麼開展？東漢時期漢獻帝劉協「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據《周禮·地官》記載，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職中，設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國民，安定天下。有現代民政部部長部分職能的司徒，為做好民政工作要採取6項措施，即「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所謂「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用現代話來說，就是關愛兒童、老有所養、救濟窮困、撫恤貧苦、優待殘疾、安撫富人，這些正是現代慈善概念中的具體內容。這一時期的慈善活動，主要由朝廷來帶動，災荒時期所採取的社會救濟手段，被稱為「荒政」。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都很重視慈善工作。如「春秋五霸」之一的吳王闔閭，《左傳·哀公元年》記載，每次發生天災瘟疫，他都會親臨災區，看望民眾，安撫孤寡，資助貧困。以民間為主體的個人慈善活動的出現，才是中國古代慈善事業進步的標志。春秋戰國時期的民間慈善活動比較簡單，行為之一是直接在路邊給需要救助者提供飯食，此即所謂「施粥」。施粥賑飢雖然簡單，卻是最受歡迎的一種慈善行為，為中國歷代所繼承。東漢末興平元年（公元194年）秋，京畿大旱，災民遍野。《後漢書·獻帝紀》記載，當時的皇帝劉協（獻帝），便安排身邊大臣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民間施粥更為常見，過去俗稱「吃大戶」。如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冀州和定二州鬧飢荒，地方賢良人士「為粥於路以食之」。《魏書·孝文帝本紀》記載，此舉救活了數十萬人。一直到晚清，放糧施粥都是中國古代慈善家們的首選。現代拍攝的清宮戲中，不時會有大善人，支起大鐵鍋熬粥賑濟災民的鏡頭。中國古代最早的慈善機構始於何時？南北朝時期齊竟陵王蕭子良「立六疾館以養窮民」中國古人有自己的一套慈善理念，《禮記·禮運》中是這樣說的：「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句話的大概意思是，人們不能僅奉養自己的父母，養育自己的孩子，而是要讓天下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其晚年，青壯年能為社會效力，兒童能順利地成長，年老的鰥夫、年邁的寡婦、孤兒、無子老者、殘疾人都能得到社會的關愛，這樣才算「大同社會」。「養疾之政」，是古人做慈善的又一主要內容，給包括災民在內的老、弱、病、殘者諸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如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發生旱災，並發蝗災，隨之暴發疫情。《漢書·平帝紀》記載，當時朝廷採取的辦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葯。」雖是防疫情擴散的一種隔離措施，事實上也是慈善行為。到了南北朝時期，民間慈善活動更為活躍。當時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南朝齊竟陵王蕭子良開倉賑災，《南史·齊文惠皇太子傳》記載，他還與文惠皇太子蕭長懋一起，創辦了「六疾館」，專收貧病不能自立者，即所謂「立六疾館以養窮民」，時間在公元五世紀末六世紀初。「六疾」語出《左傳·昭公元年》，泛指多種疾病。藉此開辦的「六疾館」，被現代慈善界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慈善機構之一。之前的劉宋朝，已頗重視社會救濟工作，《宋書·明帝紀》記載，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劉彧（明帝）剛當上皇帝即下詔，「鰥寡孤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量賑給。」稍後的北魏也有善舉。《北史·魏本紀第四》記載，永平三年十月，皇帝元恪（宣武帝），「詔太常立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中國古代的慈善資金來自何處？唐懿宗李漼為各州縣「悲田養病坊」賜米搞慈善需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這是古今公認的。那麼，古代做慈善的資金從哪來？從史料來看，與現代一樣，古代慈善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財政撥款和民間捐款。古代民間做慈善最活躍、最熱心的人群是出家人。佛教的宗旨是普度眾生，行善濟人，投身慈善活動也是出家人的必然選擇。上面提到的中國最早慈善機構「六疾館」，其創辦人竟陵王蕭子良和文惠太子蕭長懋都崇信佛教。運作最成功、影響最廣的佛教慈善機構，是唐代的「悲田養病坊」。佛教有「五福田」一說，「悲田」即其中之一田，主要用來布施貧病孤老，「悲田養病坊」的名稱因此而來。在唐朝，悲田養病坊遍及各地。其經濟來源，早期靠信眾的奉獻和寺院自有田產的收入。由於悲田養病坊具有良好的社會救助功能，對解決民生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作用明顯，因此朝廷十分重視，主動介入管理。朝廷介入以後，由國庫提供的資助成為一大經濟來源。這方面的資助包括生活資料的援助，提供糧食、救災雜物等。《新唐書·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衛」條中，便有送給養病坊敝幕、故氈的記載；李漼（懿宗）當皇帝時，還給各州縣的病坊「賜米」。二是官方直接投資、劃撥田產。李隆基（玄宗）當皇帝的開元年間，便實行「官置本錢收利給之」的做法，使悲田養病坊的「現金流」有了保證。盡管悲田養病坊這一慈善機構在唐後期因「滅佛」運動的出現而風光不再，但對以後中國慈善事業的影響相當深遠，五代的「悲田院」、「養病院」，宋代的「福田院」、「安濟坊」，金代的「普濟院」，明清的「養濟院」等慈善機構，都受到了悲田養病坊慈善模式的影響。古代哪個朝代慈善機制比較完善？宋代慈善家朱熹創設「社倉」備荒救災與官方投資相比，募集和民間捐獻，則一直是古代慈善機構和福利組織最為穩定的經濟來源，它不止可避免官方投入易受執政者好惡的限制，而且可以影響整個社會，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參與，特別是遇到大災大疫、官府財力不足時，民間經濟來源便顯得特別重要。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應該是宋代。宋代在各個領域都出現了相應的慈善組織，收養乞丐、殘疾者和孤寡老人有「福田院」、「居養院」；病有「安濟院」、「惠民葯局」；死有「漏澤園」；兒童有「舉子倉」、「慈幼局」……這些都是官辦性質的慈善組織和福利機構。由於官府鼓勵民間參與慈善活動，所以出現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規模的慈善機構。如著名理學家朱熹，曾在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創設「社倉」，備荒救災，地方政府撥給一定的平價糧，由鄉間人士負責經營管理。「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則在蘇州創設「義庄」，置良田十餘頃，將每年「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劉宰、黃震、真德秀等中國古代著名的慈善家都是宋代人。到了明清時期，民間慈善組織進一步壯大，幾乎涉及所有社會領域。當然，這與其經濟來源較為充足不無關系。捐助是明清慈善組織經濟的主要來源，與唐宋時期由官方主導的慈善活動區別明顯。而且，這一時期慈善經費來源的渠道豐富，特別是到了清代，捐助慈善活動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參與群體廣泛，當官的捐養廉銀，士紳捐房產，地主捐田地。古代對於捐款不兌現如何處罰？清嘉慶年間京城葯行「午刻不到罰銀二兩」明清時期，社會上以「會館」形式出現的各種新型互助救濟組織，則直接推動了民間慈善事業的大發展。會館，是一種地緣性、行業性十分明顯的鄉幫組織，其開館目的是「答神庥、篤鄉誼、萃善舉」。說白了，會館就是老鄉和同業者的互助平台，其作用突出表現在捐資助學、助喪、施醫、濟貧諸方面。如清代福建人陳宗蕃在北京創設的「福建同鄉會館」，開宗明義為「鄉中試子來京假館之所，以恤寒而啟後進也」；徽商所開設的會館還常附設「殯舍」、「義冢」、「義庄」，為死者、病者提供免費服務。明清慈善活動的經濟來源，除了個人自願捐資方式，還有「分攤集資」和「抽取提成」兩種較為常用的辦法。分攤集資好理解，就是入會者平均攤捐款項。而抽取提成，則是根據各入會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多少而定，如清光緒三十二年，蘇州「石業公所建立學堂兼辦善舉」，其常年用款便是採取抽提的辦法，由17家石作坊議定，「每做一千文生意，提出二十文；每工一日，捐錢四文」。需要說明的是，古代有不少時候的捐款都帶有強制性質，對不能及時捐付款項者有強制「罰款」的規定。如清嘉慶二十二年北京葯行議定：每年正月初一要准時到會館交銀錢，「毋得遲延。如午刻不到，罰銀二兩。

❾ 宋朝時期官辦的慈善機構為啥那麼多

古代慈善事業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時期，據《周禮·地官》的記載，周朝設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國民，安定天下。為做好民政工作要採取6項措施，即“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最完善的應該是宋朝時期了，宋朝雖然軍事力量不好，但經濟文化水平歷來是最高的，這也是為什麼宋朝能夠有這么多的慈善事業，正所謂倉稟足而知禮儀，發達才能兼濟天下，宋朝專門設置了居養安濟院、慈幼院、慈幼庄、嬰兒局等等一系列的慈善機構。

具體來看下宋朝時期的慈善事業

宋朝是繼承唐朝舊制，並且擴大了慈善機構的規模，表現出了中央統治理念上的成熟，更體現了宋代的文教之發達，宋代以文治國，本於仁厚，所以“凡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宋代延續了過去歷朝的“善政”措施，實行大規模的災荒救濟倉廩制度，在各州縣置義倉，以備荒救災。

總結一下

慈善事業自古就有，越是發達的朝代，所囊括的就廣泛，就比如說宋朝時期的慈善，種類之多，參與人員之多，都是歷朝歷代最為突出的，因為宋朝的經濟文化水平是最高的，正所謂倉稟足而知禮儀，而且除了政府舉辦的慈善之外，還有許多民間的，官辦的肯定都是由官府出資，民辦的一般都是靠個人出資或者是以社團的形式，而且也有募捐、義演等行為進行籌錢方法。

❿ 宋朝提倡文化繁榮，為何還要拿女人抵錢，什麼原因導致的

在歷史上，可以說能夠與唐朝的文化繁榮程度相對應的就只有宋朝了。宋朝雖然長期出於割據動亂當中，但文化思想的發展卻並沒有因為戰亂而停滯或衰退，與此相反的，宋朝的文化思想高度繁榮，甚至遠超歷史上的許多朝代。

詩詞唐宋並列，戲曲宋元領先，就連宋明理學也是由宋朝起源，可以說，宋朝的文化思想絕不落後於它之前或之後的任何一個朝代，但為什麼提倡文化繁榮的宋朝，會主動提出拿女人抵錢呢？

想要解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談到封建社會重男輕女的大環境，以及當時宋朝所面對的外憂內患。

實際上，在以男性為尊的年代，能夠參與文化繁榮的大多是男性，得不到話語權的女性很難通過百花齊放的文化思想來提升自己的地位。國家統治者因為擔心發展武裝會更一步加重各地的武裝割據情況，所以始終不敢放手發展武力。

在沒有足夠強悍的武裝實力保衛國家的情況下，深受"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思想影響的統治者，自然而然的選擇通過物化女性，剝削女性權益的方法來換取自身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