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城邦為什麼不一樣

㈠ 古希臘的城邦與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有什麼不同

諸侯國名義上依然是周朝的臣屬，周天子不管有沒有實力，但是他名義上依然是天下共主。像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這些大夫雖然實際權力上，已經控制了土地、人口和軍隊，但是依然要向周天子要求封賞，才能是實至名歸的諸侯。
古希臘城邦就不一樣了，城就是邦，一座城管轄范圍就是國家，邦裡面再分領主。城邦之間有實力差距，也會有臣服的情況出現，比如阿伽門農就曾將古希臘都聯合起來建立聯盟進攻特洛伊，但依然只是個聯盟，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

㈡ 希臘城邦制度與中國古代春秋時代小國林立的性質有什麼不同

首先先確定兩個概念。古希臘「城邦」（city-states）是指在希臘半島上一個以城市為中心、包括周邊農村的小國，當然也有一些城邦根本沒有城市（如斯巴達）；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是周天子分封出去的附屬國。

它們主要的相同點就是都是城邦國家，都是小國寡民，都沒有形成穩固的中心，都是部族融合的產物。
它們性質上差異主要有以下幾點：
①起源不同：古希臘城邦是一些部落聯合的產物，例如雅典就是由阿提卡半島上四個愛奧尼亞人部落聯合而成的，斯巴達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上一些多利亞人部落通過「來庫古立法」聚集成的城邦國家；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是西周時期由周王分封的，甚至帶有西北地區的周族向外擴張建立殖民據點的性質（如齊國、魯國、燕國、衛國、晉國、曹國、蔡國及「漢陽諸姬」等）當然也有一些蠻族政權如楚國、徐國、吳國、越國是自行立國後得到周天子承認的，但無論是華夏國家還是蠻夷國家都是周天子承認了才具有合法性的。
②政體不同：古希臘城邦政體是多元的，僅我們現在所知（據柏拉圖《理想國》）就有王政（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寡頭制、僭主制五種，亞里士多德則把它們分成三種正常政體（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和三種變異政體（僭主制、寡頭制、多數人暴政）共計六種，中國春秋時代的諸侯國無一例外是帶有貴族制色彩的君主專制。
③國際關系不同：直到希波戰爭前（准確地說是公元前478年提洛同盟成立前）古希臘城邦相互之間是平等的（至少名義上如此），沒有一個所謂的「天下共主」，各國完全獨立自治，連殖民地城邦都是完全獨立於母邦的（如普拉提亞獨立於底比斯，敘拉古獨立於科林斯，他林敦獨立於斯巴達）；中國春秋時期諸侯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地位不平等（如宋是公爵國，晉、齊、魯是侯爵國，鄭是伯爵國），名義上還有一個「天下共主」周天子（雖然周王實力已經衰落，無力控制各諸侯國，但是周國仍是惟一的王國，周王是華夏世界惟一的王，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④文化認同不同：古希臘城邦文化雖然是多元的，但是都說希臘語（方言有差異，如北部和斯巴達操多利亞方言，但都屬於原始希臘語支），都用希臘文（來源於腓尼基字母），都參加奧林匹亞運動會，都尊奉眾神之神——宙斯（各國保護神則有差異，雅典的保護神是雅典娜女神），共同認同希臘文化；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行」（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內部分為華夏和蠻夷兩個體系，華夏指奉行周禮、承認周天子為共主並說「夏言」者，蠻夷指不行周禮、不承認周天子為共主且有自己語言者（如楚、吳、越、中山、狄、巴、蜀、庸、徐、淮夷等，秦雖然承認周天子為共主，但是不行周禮、不用「夏言」，有自己語言文字，所以還是春秋時期「戎狄」）。
⑤經濟形態不同：古希臘城邦受地理條件（多山，平原面積狹小，氣候為水熱異期的亞熱帶地中海氣候）限制，農業不太發達，經濟形態多樣，如雅典的黃金時期伯里克利時期經濟支柱是商業、造船業和建築業，底比斯長期以加工工業作為支柱，科林斯主要依賴海上貿易，斯巴達、馬其頓以農業為主；中國春秋時期各國全部以農業為主，只有齊國在管仲任相時期進行過改革，發展過漁業和商業，但支柱仍是農業。
⑥前途不同：古希臘城邦林立，且相互平等，完全獨立自治，各國人民對自己城邦的認同度大大高於對希臘整體的認同度，古希臘哲學家甚至認為一個城邦疆域不能太大（最好不超過1000平方公里，斯巴達、雅典那種實在太大了），人口不能太多（1萬到10萬最合適），願意維持小國寡民的生活，最終希臘人熱愛獨立、自由毀掉了雅典、斯巴達、底比斯統一希臘的夢想，只是後來被馬其頓鴨子才不得不接受統一，但「繼業者戰爭」後又分崩離析；中國春秋後期已經有「大一統」思想萌芽，而且春秋後期的改革已經有加強君主集權的趨勢，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兼並戰爭的進行，諸侯國數量大大減少，剩下的諸侯國疆域都比較大，戰爭的主要目的由爭霸轉向戰國七雄的兼並，「百家爭鳴」更是使「大一統」成為共識，最終走向了統一。

㈢ 同屬古希臘城邦，雅典和斯巴達的婦女地位，為何有如此大差別呢

在古希臘，或者具體來說雅典城邦，女性的地位是雙重的、矛盾的。一方面，她們不享有男性的政治權利，無法參加公民大會，亦不可以參選大部分公職（只有極少數專為女性設計的職位）。另一方面，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卻可以多多少少抵消一些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劣勢。一部分女性可以憑借她們在經濟以及家庭背景的優勢，對丈夫的行為產生極大的影響，甚至“休掉”丈夫。斯巴達女性的地位確實相當高。這個地位高主要體現在財產上。斯巴達在所有希臘城邦中，是唯一一個婦女有權繼承財產的城邦。

㈣ 古希臘的城邦與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有什麼不同

1,希臘城邦始終以獨立的政治單位,分立於希臘古典世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各諸侯國則逐漸走向統一的帝國.
2,希臘城邦商品經濟比較發達,農、工、商並重；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家則大多以農為本,重農抑商.
3,希臘城邦普遍實行共和政體,王權衰微,有的城邦甚至建立了比較發達的民主政治；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各諸侯國王權日益強大,最後發展成為君主專制制度.
4,體系、性質不同.城邦之間是聯盟性質而非統一政體,沒有統一的上級政治體系,而春秋戰國局面形成前就存在統一「天下」的觀念,並且存在周禮的維系.

㈤ 希臘城邦有什麼特點

希臘城邦的形成及特點 在邁錫尼文明（公元前1450 - 1100年）被希臘半島北面的部族攻佔後，由於整個古希臘沒有能統一全希臘的領袖，因此古希臘長達300年的的黑暗時代開始。在黑暗時代里，古希臘人大多聚居在被山嶺分隔的細小村落里。至公元前800年，各個村落逐漸發展為擁有各自政府和軍隊的城市，就像一個獨立的邦國，所以歷史學家稱它們為「城邦」。城邦的興起，標志著古希臘文明（公元前800 - 146年）的開始。古希臘的150個城邦中，雅典（Athens）和斯巴達（Sparta）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形式的城邦。 一個城邦至少包括衛城、市集、廟宇，以及給男人用作浴場和體育訓練場的「天體場」。城邦是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但城邦公民可住在鄉郊，不一定住在城邦內。在城邦內居住的除了城邦公民，還有外邦人和奴隸，但只有公民才具有政治權利，公民身分則一般由出身決定。每個城邦都有其特定的庇護神、慶祝的節日，不同城邦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也各有不同，較有名的城邦包括雅典、斯巴達，底比斯等。很多現代西方語言中的「政治」一詞，即來自古希臘文的「城邦」一詞，意思是城邦的事務。

㈥ 古代希臘城邦政體有哪幾種形式它們各具什麼特點

以契約為基礎的政體 在以上的敘述中，盛行於希臘城邦的自治自給這兩個要素，已經躍然可見了。這些自治與自給的城市國家的政體會擺脫血族基礎，轉而以契約為基礎，似乎是順理成章的。脫因比（Toynbee）說： 「海上遷移有一個共同的簡單的情況：在海上遷移中，移民的社會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後才能離開家鄉，到了航程終了的時候再打開行囊。所有各種工具——人與財產、技術、制度與觀念——都不能違背這個規律。凡是不能經受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須留在家裡，而許多東西——不僅是物質的——只要攜帶出走，就說不定必須拆散，而以後也許再也不能復原了。在航程終了打開包裹的時候，有許多東西會變成飽經滄桑的，另一種豐富的新奇的玩意了。…… 「跨海遷移的第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同種族體系的大混合，因為必須拋棄的第一個社會組織是原始社會里的血族關系。一艘船隻能裝一船人，而為了安全的緣故，如果有許多船同時出發到異鄉去建立新的家鄉，很可能包括許多不同地方的人——這一點和陸地上的遷移不同，在陸地上可能是整個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雜物全裝在牛車上一塊兒出發，在大地上以蝸牛的速度緩緩前進。 「跨海遷移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原始社會制度的萎縮，這種制度大概是一種沒有分化的社會生活的最高表現，它這時還沒有由於明晰的社會意識而在經濟、政治、宗教和藝術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組織形式。……」（Toynbee，p，129） 脫因比在這里用「萎縮」一詞是恰當的。因為我們知道，殖民城邦並不是沒有「氏族」（Clan）和「族盟「（Phratries）這一類組織，而且大家知道它們的政制基本上是貴族政治。氏族、族盟、貴族，這一切好像都是部族國家原有的東西，但是稍稍考究它的內容，就知道相同的不過是名稱，內容已經完全變了。 下引格爾頓乃爾（Gardener）闡釋是說明雅典的氏族和族盟的。雅典位居希臘本土，格爾頓乃爾文中所說「大移民」是指古老的亞該亞人進入希臘而言，那次移民究竟是否已經把血族關系的族盟改變成為「戰友關系」的族盟，不妨存疑，但是用來解釋希臘人海外城邦中的族盟，似乎是十分恰當的。 「在歷史時代，阿提卡按照一般希臘國家共同採用的方式，把它的公民居民分配於十二個族盟或「兄弟集團」（Brotherhoods）之間。這些族盟看來起源於自願的結合，首先由於戰爭中的夥伴關系組成……在大移民以後比較安定的時代，它……長期保存了下來，它的成員，在保衛生命和財產中要互相合作…… 「……可以肯定，氏族並不是族盟的組成部分。通例，每個氏族的成員並不全部屬於同一個族盟，而是十分無規則地分布於多個族盟之中的…… 「所以，氏族是私人性質的宗派組合…… 「氏族的真正性質是不難找到的。在早期社會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離開來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貴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產的所有主最終結合成為貴族階級，於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貴族的組織，……氏族的重要性在於他們維護名門和豪富的世裔……」（格爾頓乃爾：《早期雅典》，第111卷第23章，EarlyAthens，byGardeller，ch.23，vol.IIIc.a.h） 「原始社會萎縮」必定會使新的殖民城邦採取不同於在血族基礎上長成的部族王的制度。按脫因比的說法，新制度的原則，要「以契約為基礎」。 「跨海遷移的苦難所產生的一個成果……是在政治方面。這種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為基礎，而是以契約為基礎的。……在希臘的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們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濟』的合作關系，在他們登陸以後好不容易占據了一塊地方要對付大陸上的敵人的時候，他們一定還和在船上的時候一樣把那種關系保存下來，這時……同夥的感情會超過血族的感情，而選擇一個可*領袖的辦法也會代替習慣傳統。」（Toynbee，P.132） 說到「以契約為基礎」，我們不免想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而脫因比之採用「以契約為基礎」這種說法，顯然也是有盧梭存在心中的。然而我們決不可以把古史現代化。希臘殖民城邦政體雖勢必不能不以契約為基礎，初期，他們還不能不採用他們所熟悉的王政形式，從王政向前演變，第一步只走到貴族的「權門政治」，達到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還有一段遙遠的路程。

㈦ 為什麼古希臘城邦與春秋戰國諸侯國發展趨勢不一樣

經濟基礎不同，希臘以貿易經濟為主，貿易發達，人們很早就接受了人人平等，獨立自主的觀念，所以希臘發展的趨勢是獨立的民主政治。中國是農耕經濟，小農經濟的脆弱要求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來保證農耕經濟的發展，修建水利等。所以中國的趨勢是同意。
地理因素：希臘多山多河，各個城邦比較獨立，小國寡民。中國多為平原（戰國時）大川，較為適合進行統一戰爭

㈧ 古希臘為什麼那麼多城邦

這和古希臘的城邦自治制度有關系，古希臘人嚮往平等，自由，民主，反對強權專制。古希臘提倡聯邦制，所有城邦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凡大事小情，一律通過協商投票解決。這種制度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邦之間的矛盾，有利於城邦之間的團結。但是，一旦城邦之間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就會相互扯皮，一盤散沙，致使最終決策無法形成。尤其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容易被各個擊破。最終古希臘的城邦制度在強大的外敵入侵下，被徹底粉碎。但是古希臘的這種地區自治的政治制度，在西方國家中廣泛流傳，一直延續到現在。

㈨ 希臘為什麼是城邦制的國家，為什麼沒有統一

你可以去閱讀一下易中天先生寫的《帝國的終結》很不錯的。 希臘半島地形很零亂，沒有大片的平原，只有很多小的谷地，山坡地最多，最多是海岸和海灣.正因為這樣的地形,才會形成大大小小的城邦.

城邦的形成

古風時代，在荷馬時代形成的各族分布范圍內，先後建立了奴隸制城邦，共達二百多個。在北希臘、中希臘西部、南希臘北部以及小亞細亞西岸的北部，伊奧利亞人建立了很多城邦，其中重要的有底比斯、達爾斐等。在中希臘東部的阿提卡半島、優卑亞島、愛琴海中部的島嶼直到小亞細亞西岸的中部，愛奧尼亞人建立了很多城邦，著名的有米利都、愛非斯、卡爾息斯和雅典。在南希臘的南部和東部、克里特島以及小亞細亞西岸的南部，多利亞人建立了斯巴達、亞哥斯、科林斯和麥加拉等城邦。在古代希臘，城邦（polis）就其政治意義而言首先是指高於家庭、村落、部落之上的特定人群的聯合體，即公民集體。這些城邦往往都是以一個城市為中心，包括附近的若干村落，其特點之一是小國寡民。希臘城邦小者如厄齊那隻有100平方公里，較大者如斯巴達，其領土也只有8400平方公里。雅典是2550平方公里，當其全盛時代，居民共約40萬。

希臘各城邦形成的初期階段，氏族貴族獨占政權。他們為了鞏固其特權地位，利用和改組氏族部落的機構：從氏族貴族中選出執政官或類似的官員；大力削弱民眾會的權力，使它成為單純地從貴族中選舉官員、形式地表決貴族提議的機構；一切權力集中到由議事會轉化而來的貴族會議那裡。氏族貴族統治時期，社會的各個方面還帶有氏族制度的殘余。氏族部落組織、氏族血緣關系的影響還延續很久。農村公社或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還不同程度地存在；氏族制度的殘余在習俗和宗教上也有保留。氏族貴族常常利用這些氏族制度殘余為自己服務，從而阻礙著國家的進一步形成。

貴族政治在一些城邦中並未長久維持下去，有的城邦，如雅典由於平民反抗貴族斗爭的勝利，貴族政治為僭主政治所代替，最後達到奴隸主民主政治。有的城邦，如科林斯則由貴族政治經過僭主政治轉變為寡頭政治。只有斯巴達，政權長期保持著貴族政治的形式。

希臘的城邦，就其形成的方式或途徑的不同，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氏族部落經過自發的、長期的解體過程，國家從氏族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直接產生出來，雅典是這類城邦的典型。二是具備了國家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通過奴役被征服的居民，從而緩解了征服者內部的矛盾，征服者本身的氏族部落組織在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對抗中轉變為國家機構，斯巴達就屬於這類城邦。三是通過殖民活動形成的城邦。

殖民城邦

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希臘開展了大規模的殖民活動，其范圍涉及黑海沿岸並擴展到西部地中海。這是奴隸制城邦占土地、建新邦的海外殖民。參加殖民的城邦共有四十多個，建立殖民城邦一百三十多個。開展如此大規模的殖民活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常見的是因為人口增加、耕地有限，過剩的人口只好到海外去尋找生存空間。有的是由於土地兼並，破產失地的農民到海外另謀生路。也有的是在政治斗爭中失敗而被遣送出國或安插於外者。殖民者到達目的地後，立即趕走或奴役當地土著居民，分配土地，推行奴隸制剝削方式，建立起新的城邦。這類城邦一般實行母邦的政治制度，但在政治上不依附於母邦，而是獨立的。

經過大殖民活動，希臘人在義大利南部、西西里島、西地中海北岸、黑海沿岸等地建立了許多新的城邦。較重要的有西西里島上的敘拉古，義大利的他林頓和敘巴里斯，高盧南部的馬賽利亞，愛琴海北岸的波提底亞，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拜占庭，黑海南岸的西諾普等。

這些殖民城邦，在促進希臘經濟和文化發展上起了很大作用，它們加強了希臘各邦和海外各地的商業聯系，為希臘接觸並吸收埃及、巴比倫和腓尼基的文化提供了方便（在這一時期希臘人襲用腓尼基字母，創造了自己的字母文字）。當然，希臘殖民者對土著居民的劫掠、奴役和屠殺，也給殖民地原有居民和周邊居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㈩ 比較雅典和斯巴達兩城邦（古希臘）的差距，並從地理角度分析原因。

簡而言之
斯巴達 寡頭政治 崇尚武力，戰爭
雅典 民主政治 崇尚科學，和平

相同點：都是古希臘奴隸制城邦，都實行奴隸主專政。

不同點：雅典是個近海國家，經濟以工商業為主、文化學術發達，實行奴隸主民主政治。斯巴達是個內陸國家，經濟以農業為主，尚武，注重軍事訓練，由少數奴隸主貴族專政。

斯巴達和雅典是古希臘城邦國家中最強大的，但斯巴達和雅典屬於不同類型的城邦：兩者雖都是奴隸主統治的城邦，但斯巴達是貴族寡頭專政的軍事大國，被統治者沒有任何自由和權利；而雅典隨著社會的發展，平民上層（富商、船主和手工業作坊主）參政機會不斷擴大。公元前6世紀末，雅典成為著名的奴隸制共和國。

雅典是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歷史古城。相傳希臘古時候，智慧女神雅典娜與海神波賽頓為爭奪雅典的保護神地位，相持不下。後來，主神宙斯決定：誰能給人類一件有用的東西，城就歸誰。海神賜給人類一匹象徵戰爭的壯馬，而智慧女神雅典娜獻給人類一顆枝葉繁茂、果實累累、象徵和平的油橄欖樹。人們渴望和平，不要戰爭，結果這座城歸了女神雅典娜。從此，她成了雅典的保護神，雅典因之得名。後來人們就把雅典視為「 雅典是馳名世界的文化古城，歷史上曾創造了輝煌的古代文化，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嬗傳至今，構成世界文化寶庫的一部分。雅典在數學、哲學、文學、建築、雕刻等方面都曾取得過巨大成就。大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大悲劇作家愛斯奇里斯、索福克里斯和幼里披底斯，歷史學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在雅典從事過研究和創作活動。酷愛和平之城」。
希臘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發源地。古時候，希臘人把體育競賽看作是祭祀奧林匹斯山眾神的一種節日活動。公元前776年，在距離雅典約300公里的伯羅奔尼撒半島西部的奧林匹亞村舉行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運動會，以後每四年舉行一次。為紀念奧林匹亞運動會，1896年在雅典舉行了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以後，運動會雖改為輪流在其它國家舉行，但仍用奧林匹克的名稱，並且每一屆的火炬都從這里點燃。

雅典是希臘全國科研和文化的中心，最高科研機構雅典科學院、著名的雅典卡博季斯特利亞斯大學、雅典國立麥措翁工學院都設在這里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確立和階級斗爭（20031111）
廖學盛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

對於古代雅典各種政治機構、制度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學者們已作過多方面的研究(1)，但是，雅典民主政治產生的原因以及階級斗爭對民主政治的形成有何影響這樣的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本文的目的側重於探索雅典民主產生的根本原因和早期階級社會階級斗爭的特點。由於問題本身的復雜性以及資料和學力的限制，筆者只是本著拋磚引玉的精神，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以就正於專家、學者。

作為古代希臘城邦政體之一的民主政治，在古代雅典得到了最高度的發展，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只能到雅典這個公民集體的歷史的特殊性中去尋求。雅典民主的發生、發展和雅典公民集體的發展、變化息息相關，不可分割。作為政體的民主政治是城邦內部公民不同階層力量對比和相互關系的集中表現，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並受它制約的。雅典城邦的發展和變化又是在古代希臘的特定的內部和外部環境中進行的。

在早期階級社會中自發產生的雅典民主，受當時特定的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2)的制約，從萌芽到確立，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有時發展迅速，有時顯得停滯。從公元前594年梭倫改革賦予全體公民參加公民大會的權力開始，到公元前461年埃菲阿爾特斯改革使雅典的政治權力真正由經常召開的全體公民有權參加的公民大會完全掌握，前後計100餘年。在這期間，卓越政治家們順應歷史發展要求的活動和人民群眾追求切身利益的斗爭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氏族貴族出身的新、舊勢力代表人物爭奪政治權力的斗爭與深刻的經濟、政治、社會變革相互連結。而這個時期雅典歷史發展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民主政治前進的步伐，與本身從事勞動的以農業或工商業謀生的公民中的中小所有者，即第三和第四等級公民真正成為雅典經濟、軍事和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力量，是一致的。

梭倫改革的重大歷史功績在於，通過廢除公民集體內部的債務奴役，以及相應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措施，調整了公民集體中不同階層的相互關系，使得以前由於貧富分化日益劇烈而分崩離析的雅典公民改變了發展方向，逐漸轉向擴大公民人數、協調不同階層利益，加強內部團結、共同對外的軌道上來。債務奴役的廢除，使為數眾多的中小所有者，首先是農民，擺脫了淪為奴隸賣往異邦的厄運；同時，又使雅典走上只能靠剝削來自外部的奴隸發展奴隸佔有制經濟的道路。

梭倫改革這一歷史事件的出現，首先是面臨淪為奴隸的悲劇處境的農民群眾向當時採用奴役貧困的公民的辦法發展自己的經濟的氏族貴族積極斗爭的結果。農民和公民集體中的其他中小所有者反對氏族貴族的斗爭，首先是他們籽不使自己淪為奴隸而進行的正義斗爭。這是當時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從此以後，普通公民群眾維護切身利益的斗爭，一直是推動雅典民主政治向前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梭倫以斗爭雙方仲裁人的身份通過立法而一舉消除了公民集體人債務奴役，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本身就富有早期階級社會的時代特色。由於還存在原始社會血緣關系的強大影響，又因各寺歷史發展不平衡而有藉奴役來自外部的奴隸發展奴隸佔有制經濟的可能，在公民集體內部，富有的奴隸主和一般中小所有者基於雙方的力量對比和斗爭，可以在一定條件下達成妥協，暫時取消債務奴役。當時在希臘日漸完善的以重裝步兵為主力的公民制的發展，也是促成公民集體中不同階層團結一致對外的重要因素。(3)

梭倫改革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鼓勵公民發展生產，既發展農業，又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業。使所有有勞動能力的公民都能自力謀生，並且在財產增加的情況下提高政治地位，這無疑是延緩財產分化、增加公民之間的團結、保障公民集體的凝聚力和穩固性的重要條件(4)。

庇西特拉圖家族先後30多年的僭主統治，從維護雅典公民的政治權利方面看，顯然有所倒退，因為僭主凌駕於公民大會之上。但從歷史後果方面看，僭主們在雅典的統治，客觀上是促進了雅典公民集體中第三和第四等級的發展，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民主政治的迅速發展准備了條件。他們推行的削弱氏族貴族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影響、促進雅典農業和工商業發展、加強以雅典城為中心的整個雅黃城邦在各方面的統一和擴大雅典與外界聯系的種種措施，使雅典的經濟發展走到了希臘各邦的前列，特別是使雅典的經濟發展與海外擴張發生了密切的聯系。

公元前510年僭主被推翻後斯巴達對雅典的武裝干涉和雅典國內政局的一度混亂，使雅典廣大公民群眾進一步認清了氏族貴族的政治勢力和爭權奪利是對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實行的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大大削弱了氏族貴族的政治影響，擴大了雅典公民的隊伍，保證了所有公民，特別是第三和第四等級的公民能夠空前積極有效地參加雅典的政治、軍事和社會活動，使雅典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進入了新的階段。

不管克利斯提尼的主觀動機如何，他提出的改革方案之所以順利執行，就是因為廣大公民群眾支持改革，並且從這種改革中得到實際利益。

希羅多德談到的庇西特拉圖數度掌權的一些戲劇性情節和克利斯提尼倒向民眾方面的動因，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5)，雄辯地說明，人心的向背對出身於氏族貴族的政治活動家的行動有決定性影響。在還不存在脫離公民群眾、高居於公民集體之上的強大武裝力量和官僚機構，而公民是軍隊主力的情況下，事情必然如此。

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後不久，雅典就因支持伊奧尼亞希臘人民反抗波斯統治的斗爭而與強大的波斯帝國發生了日益劇烈的沖突。在反抗波斯侵略這一關系國家存亡的嚴重斗爭中，雅典公民集體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同時內部發生了深刻變化。

正是在這個時期，公民集體內部各階層團結一致對外的思想認識大大加強了，富有公民和一般公民之間形成了比較融洽的關系。從公元前5世紀9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期，特米斯托克列斯的政治活動得到了公民群眾的廣泛支持便是這種融洽關系的體現。沒有公民中不同階層的廣泛團結，建設海港，大規模地營造戰艦，兩次全民大撤離，突擊修建城牆，等等，都不可能那樣順利地進行。由富人支付財物的公益捐獻制度，也不可能得到重大發展。(6)

正是在希波戰爭的過程中，對戰爭的勝利作出重大貢獻的雅典公民集體中的第三和第四等級的力量，得到巨大發展。從公元前6世紀雅典佔領薩拉米斯島後開始實行的軍事殖民制度，隨著雅典在希波戰爭中從防禦轉為進攻而得到很大發展；包括造船業在內的工商業、海軍、市政建設的發展；這一切都既有利於第四等級，又對第三等級以及富有公民有利。由於雅典擁有發展海上力量的天然有利條件，它的對外擴張主要依靠海軍進行，軍事殖民制度與海上力量優勢密不可分，因此，在其興盛時期，公民中第三等級和第四等級的力量同時得到發展。這是雅典歷史的一個顯著特點，又是決定雅典民主政治高度發展的極為重要的因素。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既不單純是適應與工商業有聯系的公民集團的利益要求，也不單純是由於工商業得到發展的結果。民主政治的發展是整個雅典公民集體的利益所要求，也只有公民的不同階層的利益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才可能實現。

從伯里克利和蘇格拉底對公民必須積極參預政治的論述和偽色諾芬關於普通群眾賦予國家力量而又樂於讓富人擔任城邦要職的說法(7)，可以清楚地看出雅典公民集體一定的利益一致和不同階層相互依存的關系。埃菲阿爾特斯能夠通過和平方式剝奪戰神山議事會的大部分權力，使公民大會真正掌握國家的最高決策，也說明實現民主政治是當時雅典城邦發展所必需，在公民集體內部並不存在強大的反對勢力(8)。

在公元前6世紀和5世紀上半葉的雅典，如果不是整個公民集體的利益要求實行民主政治，民主政體就不可能確立。在實行直接民主、公民大會的參加者同時又是軍隊主力的情況下，如果公民大會不能體現大多數參加者的意志，它就無法存在，無法工作。

希波戰爭大大促進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9)，提洛同盟的建立和演變給雅典民主的發展打上了深刻的印記。

在存在奴隸佔有制剝削關系的國際環境中，在小邦林立的情況下，維護國家的獨立是保證全體公民免遭奴役的首要條件，而公民集體的團結、壯大又是維護國家獨立的根本保證。正是這個因素使全體雅典公民在公元前6世紀的最後幾年和公元前5世紀的前40年空前團結。隨著提洛同盟逐步變成雅典實現霸權和奴役、剝削盟國的工具，保持雅典全體公民的既得利益和增強對盟國的控制這個要求本身，也就從反面促成雅典公民集體團結一致對外。

在全民皆兵的情況下，只有民富、兵多，國家才能強盛。對於既需擁有強大的陸軍又要擁有強大海軍的雅典說來，民富、兵多更屬必要。而在公元前6世紀和5世紀，單純依靠發展國內的生產，雅典是不可能保證，尤其是比較長期地保證全體公民，特別是作為軍隊主力的第三和第四等級公民有比較優裕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因而樂於並且確有能力履行服兵役的義務的。因此，雅典民主的發展便和雅典的對外擴張相伴而行。民主制度可以調整公民集體內部不同階層的利害關系，調動公民關心政治、樂於承擔義務（首先是服兵役的義務）的積極性，這就既有利於保衛雅典的獨立，又有利於它的對外擴張。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外擴張又是促進奴隸佔有制經濟發展的極為重要的條件。

雅典對外擴張帶來的巨大利益，首先是使公民中的奴隸主變得更加富有(10)。勝利的征戰和城邦內部眾多的政治、宗教和社會活動，既是追逐虛榮的富人顯示自己的大好機會，又是他們用以團結一般公民的重要手段。

實際上，雅典公民集體雖然在一定歷史時期有共同的利益，但其內部的不同階層又經常 有利害沖突。公民集體中的富有奴隸主和主要靠自力謀生的一般公民具有不同的發展傾向。在奴隸佔有制社會中必然存在的貧富分化，經常使公民中的中小所有者面臨地位下降的威脅。軍事殖民制度便是減弱這種威脅的重要手段。它向無地或者少地的雅典公民提供取自異邦的土地，既可以使第三等級公民不致因家庭人口增加而陷於貧困，又可使第四等級公民上升到第三等級，還可使富有公民消除對遊民眾多可能造成的社會不安的恐懼。軍事殖民制度又是加強城邦的凝聚力、增強雅典對盟邦的控制的有力工具。

隨著階級社會的誕生而必然發展起來的出身高貴而且富有的公民傲視一般公民群眾，特別是排斥最貧困的第四等級公民參預政治活動這樣的思想和行動，在部分雅典公民中時有表現(11)。它構成妨礙民主政治發展的一種力量。克服這種阻力的斗爭，也是階級斗爭的表現。

在梭倫改革時確立的按財產多少劃分公民等級、並且不同等級公民享有不同政治權利的規定，對於削弱血緣關系、打破按門第出身來確定政治權利的習俗說來是一種進步，但對窮困公民說來，卻是巨大的限制。強化還是削弱財產限制是關系民主政治制度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限制無地和少地的窮困公民參加政治活動，這是鼓吹寡頭政治的富有奴隸主的共同主張。

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後，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既受到國際范圍內的階級斗爭的影響，又受到國內階級斗爭的影響。正是在這兩種階級斗爭的推動下，雅典國家機器不斷完善，顯示出它維護國家獨立、實現對外擴張、協調公民集體內部不同階層利益、促進雅典奴隸佔有制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巨大作用(12)。而公元前6世紀末和5世紀上半葉雅典國內階級斗爭的主要內容是，進一步從制度上和物質上保障第三和第四等級公民能夠更積極有效地參預雅典的政治生活，克服富有的奴隸主中的保守勢力限制第三和第四等級力量發展的行動。執政官選舉方法的改革，將軍作用的提高，藉助「陶片流放法」放逐公民群眾不支持的政治活動家，戰神山議事會作用的一度增大和它的權力後來遭到嚴重削弱，等等，無一不是雅典公民集體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斗爭的表現。

我們看到，在公元前6世紀後期和5世紀上半葉，雅典政壇的主要活躍人物，除特米斯托克列斯外，主要出自阿爾克馬伊昂家族和菲拉奧斯家族。米爾提阿德斯、客蒙、克山提波斯、伯里克利等人，在維護國家獨立和實現對外擴張方面意見一致，並且都建立了功勛。公元前5世紀70年代和60年代特米斯托克列斯、埃菲阿爾特斯、伯里克利等人和客蒙在對待斯巴達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實際上是與雅典國內擴大還是限制民主政治的斗爭聯系在一起的。公元前461年，親斯巴達的客蒙遭流放和戰神山議事會的權力被嚴重削弱這兩件事有機地聯系在一起，說明雅典民主政治的最終確立是與第三和第四等級公民的新勝利緊密相聯。緊接著公元前461年埃菲阿爾特斯實現的改革，在公元前457年執政官職位對第三等級公民的開放，以及在這前後伯里克利實行的對參加城邦的政治和社會活動的雅典公民發放津貼，這些都是為了保證第三和第四等級公民積極參加城邦的政治活動。

〔本文作者廖學盛，1936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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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例如：希格內特：《雅典憲法史》（C.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Oxford，1952）；羅茲：《雅典的五百人議事會》（P.J.Rhodes，The Athenian Boule，Oxford，1972）；和同一作者所著《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箋注》（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1981）；漢森：《雅典的公民大會》（M.H.Hansen，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Basil Blackwell，1987）；等等。

(2) 對於包括公元前5世紀在內的雅典早期歷史上的階段狀況及階級斗爭特點問題，總的說來還缺乏深刻具體的研究。而從雅典民主政治發展的角度所作的考察，更是鮮見。科洛鮑娃關於雅典早期歷史的著作，特別是她的專著《古城雅典及其遺跡》（К.М.Колобова，Древний город.Афины и ого памятники，Лонниград，1961）中對公元前6世紀雅典的階級斗爭有一些精彩的論述，但有時也顯示出有對當時的歷史特點注意不夠的地方。澤里因的專著《公元前六世紀阿提加的政治派別的斗爭》（К.К.Золъин，Воръба политичоских группировок в Аттико в Ⅵ воко ло н.а.，Москва，1964）在其結語部分，談到了公元前6世紀雅典的氏族貴族和人民群眾之間的斗爭特點問題，但是沒有作深入的分析。關於怎樣理解早期階級社會中的階級狀況和階級斗爭的爭論，還可參閱1986年在列寧格勒出版的專著《早期階級社會的形成和發展：城市和國家》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раннекассовых обществ：Город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цод.П.Л Куръатова，Э.Д.Фролова，И.Я.Фроянона）。在該書的第58頁上，Э·Д·弗羅洛夫對В·П·雅伊連科提出了尖銳批評，指責他錯誤地解釋有關古樸時代的史料，否認當時的雅典存在激烈的社會斗爭。

林托特在《古典時代的城市中的暴力、社會斗爭和革命》（A.Lintott，Violence，Civil Strife and Revolu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Baltimore，1981）一書中，收集了不少關於早期雅典社會沖突 的材料。

(3) 以重裝步兵為主力的公民兵制的發展，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利於公民集體內民主因素的增長，但它不能單獨決定一個城邦是否實行民主政治。

(4) 公元前6和5世紀，雅典的一般公民都從事勞動，而不像斯巴達的公民單純習武為業，這是雅典能夠發展民主政治而斯巴達「平等者公社」中的民主因素漸趨減少的重要原因。

在奴役黑勞士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斯巴達「平等者公社」，內部也不存在公民間的債務奴役，而且在這里重裝步兵的作用得到了最高度的發揮，可是，斯巴達公民大會的作用卻因部分公民貧困失去公民權、參加者不斷減少、國王以及因勝利的征戰而擁有權勢者的驕橫而逐漸萎縮。

從公元前2世紀起，羅馬的對外擴張不斷加深公民集體的分裂，使富有的奴隸主階級分成了元老和騎士兩個階層，而且各階層內部又有不同派別，使普通公民中不斷產生寄生的流氓無產者。龐大的流氓無產者隊伍的存在，顯然不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在羅馬長期存在的大、小土地所有者之間的尖銳對立，使得由大土地所有者操縱的元老院能夠左右國政。

(5) 希羅多德，Ⅰ，59—64；Ⅴ，66。

(6) 在雅典民主政體的活動機制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公益捐獻制度，恰巧形成了於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這一事實本身是值得深思的，突出反映了城邦時期階級關系的特色。戴維斯在其專著《公元前600—300年雅典的富有家庭》（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600—300 B.C.，Oxford，1971）中，系統地收集和分析了有關公益捐獻制度的人和事。他在該書序言中指出，組織演出的公益捐獻大約肇始於公元前502/1年，但是知名的捐獻者見於公元前5世紀的80年代。而建造戰艦的公益捐獻，首次記載屬於公元前480年（第25頁）。

(7) 參閱修昔的底斯，Ⅱ，37，1；40，2；色諾芬：《加憶蘇格拉底》，Ⅰ，16；偽色諾芬：《雅典政制》，Ⅰ，2。

(8) 參閱普魯塔克：《伯里克利傳》，Ⅺ，2、3。

(9) 關於希波戰爭與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演變之間的相互關系，還未得到應有的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雅典公民大會誓詞中特別提到禁止「旨在損害雅典而與波斯人進行談判」，參閱前面提到過的羅茲的專著《雅典的五百人議事會》，第37頁。

(10) 普魯塔克在特米斯托克列斯的傳記中指出，他在開始踏上政壇的時候，擁有的財產不足3塔蘭特，後來卻有80甚至100塔蘭特（Plut.，Them.，ⅩⅩⅤ，3）。客蒙因戰爭而成巨富，這是眾所周知的。普魯塔克指出：「客蒙已經由於一連串的勝利征戰而富有」（Plut.，Cim，Ⅹ，1）。

在把參加戰爭作為致富手段之一的奴隸佔有制社會中，奴隸主因戰爭而發財是自然現象。

(11) 被稱為「老寡頭」的偽色諾芬的著作非常鮮明地表達了這部分人的思想。即使是在同情人民群眾的梭倫、特米斯托克列斯等領袖人物中間，也存在強烈的傲視人民群眾的情緒。

梭倫在詩中明確談到進行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人民群眾「追隨領袖」，是為了「抑制人民」（見亞里斯多德：《雅典政制》，Ⅻ，2、4）。

普魯塔克在特米斯托克列斯傳中說他的虛榮心超過一切人（Ⅴ，3），天生極愛虛榮（xvlll.l），總想超群出眾（ⅩⅤⅠⅠⅠ，8）。

(12) Г·А·科舍連科在《關於古代希臘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的一些問題》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論斷，即不能把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後的雅典稱為國家，因為當時的雅典不存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且由於奴隸數量不多，也不能把城邦機構看成旨在鎮壓奴隸階級的機關。他認為「當時的雅典是某種『農民共和國』」。參閱論文集《從前階級社會到早期階級社會》（От доклассовых обществ к раннеклассозым，Москва，1987），第47—48頁。

在這里，科舍連科忽略了國家的多種職能，僅僅強調了鎮壓敵對階級這樣一個方面。再者，不能脫離國際環境來考察城邦。

國家形成和早期發展 約公元前10世紀，多利亞人在拉科尼亞建立了斯巴達城。該城由4個村莊組成。到公元前8世紀末，斯巴達人建立起一個基本統一了拉科尼亞的城邦。約公元前735～前715年，斯巴達初步征服了西鄰美塞尼亞。公元前7世紀末創立了斯巴達國家。公元前9～前7世紀，原始公社逐漸解體，並逐步形成一整套有特色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
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 斯巴達社會分為3個等級：①斯巴達人。城邦中的全權公民，完全靠剝削奴隸勞動生活，最盛時約有9000戶。斯巴達成年男性公民加入一種軍事性質的所謂平等者公社，成為斯巴達國家的統治階層。②邊民。被征服的邊區城市的居民，約有3萬戶。為自由民，在本地有自治權，但是沒有斯巴達城邦的公民權。主要務農，也有的從事工商業。③黑勞士。屬於斯巴達城邦所有的農業奴隸。
斯巴達國家的政體屬貴族共和政體。城邦的主要政治機構包括：①國王2人，分別由兩個王室世襲。主要權力在宗教和軍事方面，平時主持國家祭祀和處理家族法案件，戰時一個國王領兵出戰，另一個居守。②長老會議。兩個國王是當然成員，另有成員28人。長老任職終身，出缺時從年逾60的公民中遴選補足。長老會議為公民大會准備決議案，主持刑事審判，並處理國家行政事務。③公民大會。由年滿30歲的全體斯巴達男性公民組成。公民可以在大會上參加議案的表決和官員的選舉，但不能提出議案。公民大會表決的方式，一般以與會者呼聲的高低為准，因此未必能真正表達公民意願。④監察官5人。每年改選一次，原則上每個斯巴達公民均有被選舉權。約在征服美塞尼亞之後，他們的權力逐漸增大，不僅可以監督斯巴達城邦的一切官員，而且後來竟然有權審判以至處死國王。每次國王出征都有兩名監察官隨行，實地監督。
為了鎮壓人數眾多而又反抗性很強的黑勞士奴隸，斯巴達城邦規定了嚴格的公民軍事訓練制度。公民的孩子出生後，經體格檢查合格才許收養。男孩7歲就要離開家庭，編入兒童連隊，受初步的組織紀律訓練；12歲以後要受嚴格的軍事和體育訓練。男子成年結婚以後，平時必須生活在軍營中，參加聚餐和操練，直到60歲才可退伍。
公元前6世紀中葉以後的斯巴達 公元前6世紀中葉起，斯巴達逐步與伯羅奔尼撒半島大多數城邦組成伯羅奔尼撒同盟，成為希臘一個城邦集團的領袖。公元前480和前479年，斯巴達人在波希戰爭中曾任希臘諸邦盟軍統帥，與雅典等邦聯合反對波斯的侵略。此後，隨著提洛同盟的建立和雅典勢力的增長，斯巴達與雅典的矛盾日趨尖銳。公元前404年，在波斯的幫助下，斯巴達打敗雅典，成為延續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勝利者和全希臘的霸主。它的暴虐統治很快引起各城邦的不滿和反抗。公元前4～前3世紀與雅典、忒拜、科林斯長期角逐，漸失優勢。斯巴達公民內部貧富分化加速，失去土地和公民權者日增，平等者公社趨於瓦解，公民兵日益削弱。公元前371年斯巴達入侵希臘城邦忒拜，大敗，國王戰死。隨後美塞尼亞獨立，伯羅奔尼撒同盟解體。公元前3世紀後期，斯巴達的社會矛盾尤為激烈，亞基斯四世和克萊奧梅涅斯三世改革相繼以失敗告終。公元前192年，斯巴達僭主納比斯被殺，斯巴達被迫加入阿哈伊亞同盟，實際失去了獨立。羅馬帝國征服伯羅奔尼撒半島後，公元396年斯巴達城為哥特人所毀。繼而拜占廷居民移入，以荷馬史詩中的拉凱達伊蒙稱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