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為什麼有那麼多值錢的東西
A. 季羨林簡介資料拜託
個人履歷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出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臨清市）康莊鎮，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趙氏，農民。叔季嗣誠。幼時隨馬景恭識字。6歲，到濟南，投奔叔父季嗣誠。入私塾讀書。 7歲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附設新育小學讀書。10歲，開始學英文。12 歲，考入正誼中學，半年後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 在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18歲，轉入省立濟南高中，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譯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過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青年季羨林 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同學中還有胡喬木。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學期間，以成績優異，獲得家鄉清平縣政府所頒獎學金。 1935年9月，根據清華大學文學院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協定，清華招收赴德研究生，為期3年 。季羨林被錄取，隨即到德國。在柏林和美國與喬冠華同游。10月，抵達哥廷根，結識留學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學，"我夢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讀一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個夢。」[1] 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許能有所發現」。因此，「非讀梵文不行」。「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1]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並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一個學期 40多堂課，季羨林學習異常勤奮。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季羨林在德國[1]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博士後"的歲月，正是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飢餓地獄中"掙扎，和德國老百姓一樣經受著戰禍之苦。而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 索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里，幻出母親的面影"。[2] 1941年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曾師從語言學家E.西克研究吐火羅語。 1945年10月，二戰終結不久，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士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離開哥廷根35年後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散文家梁實秋、詩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學聘為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創建該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語言學家馬堅、印度學家金克木等。 解放後，繼續擔任北大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 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以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後出訪印度、緬甸、東德、前蘇聯、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等國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 1978年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其著作已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溫家寶看望季羨林 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 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 2009年07月11日八時五十分季羨林在北京301醫院因突發心臟病病逝。季老生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5次前往北京301醫院看望他。這五次探望的時間分別是2008年8月2日、2007年8月3日、2006年8月6日、2005年7月29日、2003年9月9日[3]。 2010年4月5日，清明，季羨林的骨灰在他的家鄉—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官莊村安葬。至此，季羨林先生實現了生前遺願—回到「母親身邊」。季羨林先生生前遺願將骨灰分為三部分安放：一部分在北京；還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河北，因為季老生前跟好友約好要安葬在一起，「談一談生前不能談的問題」；而另外一部分，則由季承和家人一同帶回老家山東臨清，與季老的父母以及妻子合葬在一起。
學術研究內容
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綜合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張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個方面： 1、印度古代語言研究：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確定佛典的年代與來源的標准》等論文，在當時該研究領域內有開拓性貢獻。 2、佛教史研究：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真正能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語言的變化規律和研究佛教歷史結合起來，尋出主要佛教經典的產生、演變、流傳過程，藉以確定佛教重要派別的產生、流傳過程。 3、吐火羅語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為吐火羅語的語意研究開創了一個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對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劇本《彌勒會見記》進行譯釋，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魯番地區新發現的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發表研究論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遊記》有些成分來源於印度的論證，說明中印文化「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編《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今譯》，並撰10萬字的《校注前言》，是國內數十年來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美、非三洲和這些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6、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羅摩衍那》是即度兩大古代史詩之一，2萬余頌，譯成漢語有9萬余行，季羨林經過10年堅韌不拔的努力終於譯畢，是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較文學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導恢復比較文學研究，號召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為我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 8、東方文化研究：從80年代後期開始，極力倡導東方文化研究，主編大型文化叢書《東方文化集成》，約500餘，800餘冊，預計15年完成。 9、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90年代，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 10、散文創作：從17歲寫散文起，幾十年筆耕不輟，已有80餘萬字之多，鍾敬文在慶賀季羨林88歲米壽時說：「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樸素，季先生的作品就達到了這個境界。他樸素，是因為他真誠。」「我愛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話家常。」[4]
重要學術論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季羨林就輾轉取道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懷抱。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季羨林回國後，著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系史，發表了一系列富有學術創見的論文。季羨林讀書 《浮屠與佛》（1947），揭示梵語Buddha（佛陀）一詞在早期漢譯佛經中譯作「浮屠」是源自一種古代俗語，譯作「佛」則是源自吐火羅語，從而糾正了長期流行的錯誤看法，即認為佛是梵語Buddha（佛陀）一詞的音譯略稱。這里順便指出，季羨林在1989年又寫了《再論浮屠與佛》，進一步論證漢文音譯「浮屠」源自大夏語。 《論梵文··td的音譯》（1948），揭示漢譯佛經中用來母字譯梵文的頂音·t和·d是經過了·l一個階段，而t··＞·d＞l這種語音轉變現象不屬於梵文，而屬於俗語。因此，依據漢譯佛經中梵文··td的音譯情況，可以將漢譯佛經分為漢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後三個時期。前期漢譯佛經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語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進步；後期的原文是純粹的梵文。 季羨林的這兩篇論文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中別開生面，用比較語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漢譯佛經最初並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轉譯自西域古代語言。季羨林也據此提醒國內運用音譯梵字研究中國古音的音韻學家，在進行「華梵對勘」時，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這個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關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國內外學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有論者據此認為中印文化關系是「單向貿易」 （one－way－traffic）。季羨林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歷史實際。因此，季羨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視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著力探討為前人所忽視的中國文化輸入印度的問題。他先後寫成《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1954）、《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1957）等論文，以翔實的史料，考證了中國紙張、造紙法和蠶絲傳入印度的過程。[5]
學術思想
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季羨林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注。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一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實，季羨林近10年來積極參與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著這一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一種歷史的、宏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學術任職
季羨林先生學術任職廣泛，曾任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 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B. 季羨林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季羨林就輾轉取道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懷抱。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季羨林回國後，著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系史，發表了一系列富有學術創見的論文。 季羨林讀書 《浮屠與佛》（1947），揭示梵語Buddha（佛陀）一詞在早期漢譯佛經中譯作「浮屠」是源自一種古代俗語，譯作「佛」則是源自吐火羅語，從而糾正了長期流行的錯誤看法，即認為佛是梵語Buddha（佛陀）一詞的音譯略稱。這里順便指出，季羨林在1989年又寫了《再論浮屠與佛》，進一步論證漢文音譯「浮屠」源自大夏語。 《論梵文··td的音譯》（1948），揭示漢譯佛經中用來母字譯梵文的頂音·t和·d是經過了·l一個階段，而t··>·d>l這種語音轉變現象不屬於梵文，而屬於俗語。因此，依據漢譯佛經中梵文··td的音譯情況，可以將漢譯佛經分為漢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後三個時期。前期漢譯佛經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語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進步；後期的原文是純粹的梵文。 季羨林的這兩篇論文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中別開生面，用比較語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漢譯佛經最初並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轉譯自西域古代語言。季羨林也據此提醒國內運用音譯梵字研究中國古音的音韻學家，在進行「華梵對勘」時，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這個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關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國內外學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有論者據此認為中印文化關系是「單向貿易」 （one－way－traffic）。季羨林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歷史實際。因此，季羨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視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著力探討為前人所忽視的中國文化輸入印度的問題。他先後寫成《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1954）、《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1957）等論文，以翔實的史料，考證了中國紙張、造紙法和蠶絲傳入印度的過程。[4] 學術思想 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季羨林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注。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一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實，季羨林近10年來積極參與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著這一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一種歷史的、宏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望採納
C. 為什麼季羨林那麼牛逼
季羨林是北京大學東語系的教授，但他更是名人，不僅受到北大的推崇，更受到高層的推崇。但讓人納悶的是，季羨林到底作出了什麼貢獻或具有什麼樣的高尚人品，讓他這么被推崇？他的地位為何如此高？
從他的簡歷看，季羨林並沒有什麼驕人的學術成就或重要的學術貢獻，也沒有當過什麼高官。季羨林的研究領域主要有印度學和古印度語，據說他是這方面的獨家學問，缺他就沒人了。這學問高低不好評論，但既然沒有人再想去研究這東東，那說明這是一個非常旁門的不重要的學科，有沒有這學問對國家對社會可以說沒有一點影響，屬於那種自娛自樂的學術研究。
D. 季羨林對國家的貢獻有什麼
1911年，季羨林出生於山東西部最窮的臨清縣中最窮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窮的人家。六歲那年，季羨林離開母親，到濟南隨叔父讀書，他的命運從那時開始改變。1930年，季羨林同時考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他選擇了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在清華，季羨林旁聽了許多大師的課。
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選修課和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旁聽課，對他日後發展影響深遠。吳宓先生的「中西詩之比較」課和「英國浪漫詩人」課他印象最為深刻。他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而最成功的則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最終與其成了忘年交。
幾年後，季羨林以四年全優成績大學畢業。1935年，他以交換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國留學，開始學習他所熱愛的梵文、佛學、印度學。
「我要走的路終於找到了，」他在當時的日記中寫到，「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季羨林師從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密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瓦爾德施密特教授被征從軍後，年已八旬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又走上講台，教的依然是他一個中國學生。西克教授不久就告訴季羨林，要把平生的絕學全部傳授給他，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以及費了20年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吐火羅文是已經消失的古代中亞語言，全世界約有不超過三十個人，懂得這種語言。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已完成學業准備回國的季羨林被阻隔在德國。學習生活條件越來越惡劣。「他頭頂上飛機在飛，機聲隆隆。他肚子里餓腸雷鳴。他是樂此不疲。」就在這樣的狀況下，季羨林在德國整整呆了十年，這十年也成為他學術的春天。
1945年10月，二戰終結不久，季羨林經瑞士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
1946年回國後，季羨林立即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他創辦了北京大學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系並擔任系主任。當時，他只有35歲。從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清晨四點多，季羨林便起床寫作，他家裡的燈是北京大學亮得最早的一盞燈。古人曾用聞雞起舞來形容勤奮吃苦的人、而季羨林恰如其分。
十年浩劫，季羨林被發落到學生宿舍看大門、守電話，成為一個「不可接觸者」。他琢磨著找一件「會拖得很長，但又絕對沒有什麼結果的工作，以消磨時光」。他想到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梵文寫的《羅摩衍那》。他就晚上把梵文譯成漢文散文，寫成小紙條裝在口袋裡，白天守樓時，腦袋不停止思考，把散文改為有韻的詩。
翻譯工作歷經十年，1983年，一百萬字的《羅摩衍那》終於出版，中國有了第一部中文版的《羅摩衍那》，季羨林在中國翻譯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季羨林後來開玩笑說，如果沒有「文革」，兩萬多頌、8卷本的《羅摩衍那》是絕對翻譯不出來的。
1983年，季羨林得到了一本新疆出土的古代抄本殘卷。此前，見過抄本的人看不懂書中的一個字母。那是用吐火羅文抄寫的《彌勒會見記》，是目前世界上所發現的最多的一個吐火羅文資料。七十多歲的季羨林用了十多年時間一個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吐火羅文研究，以中、英文寫成專著，並把世界吐火羅文的研究提高了一個台階。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八十多歲的季羨林先生已經疾病纏身，而那個階段，他的嬸母、女兒、夫人、女婿相繼離開了他。他變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了《糖史》的研究和寫作上。終於，季羨林完成了八十萬字的《糖史》。《糖史》充分利用史料，清晰地梳理了中國和印度之間糖的文化技術交流史；並涉及世界四十個國家六個地區糖的製作技術與文化的交流。《糖史》是這一研究領域中的集大成者。季羨林以這部嘔心瀝血之作闡述了「文化交流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的觀點。
幾十年來，季羨林寫下了一千一百多萬字的學術專著，一百多萬字的文學散文。他在敦煌學、印度學、佛教學、中印文化交流研究領域有傑出成就，在中國傳統文化、文學理論、語言學、文化學、歷史學、中國翻譯史、比較文學等領域卓有建樹。
60年前，東方世界尤其是中國，還是受人欺凌的地方，東方學是一個在中國甚至都無人問津的領域。而在季老的領導下，在東方學者經過60年的長期努力下，東方學從無到有，已然成為今天的顯學，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受人矚目。誠如東方學研究院所說，季老「宏文大著，流傳於天下；道德文章，享譽於神州」。是季老在中國開創了東方學這門學科，中國的東方學是和季老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
季老今天已經96歲高齡，他「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而且自嘲為「四半老人」，但仍然又讀又寫，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彷彿有什麼力量在背後鞭策自己，欲罷不能。正是為讓中國文化的薪火傳下去，他承擔著延續國家文化的重任。
季老一生孜孜矻矻，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繁榮做著貢獻。他堅持，沒有新觀點，決不寫文章。對於我們這些後學者，他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張中行先生生前說過，季老「會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於站在牆外，自然就不能瞥見宗廟之關，百官之富」。季老主張，歷史研究，貴在求真，決不容許歪曲事實，削足適履，以求得適合某種教條主義的「論」。因為這種觀點，有學者將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群體初步劃分為「底蘊論派」、「資源論派」、「詮釋論派」，季老因為一貫反對「以論代史」的意識形態研究方法，而被劃為持相對傳統、本位立場的「文化基調論」學者——「底蘊論派」。季老注意到過去的中國歷史，只偏重於寫黃河文化，認為黃河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流，而忽視了其他地域文化。他認為黃河流域確實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和南方文化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至少可以和北方文化並駕齊驅，而且與域外的交流也有了一些。季羨林先生注意到最近的考古發掘在南方各地發現了許多新東西，這證明南方文化、長江文化當年水平相當高。楚文化、長江文化有很長的發展歷史，因此才能產生像屈原這樣偉大的作家。如果北方文化、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能夠結合起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寫起來就全面了。
先生認為，考證是做學問的必由之路。考證用得著胡適先生說過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大膽」，是不受舊有的束縛，敢於突破，敢於標新立異，敢於發揮自己的幻想力，提出以前沒有人提出過或者敢於提出的假設。但是假設提出之後，要加以檢驗，有的假設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有的假設必須完全揚棄，重新再立，重新再受客觀材料的考驗。這叫小心求證。先生寫的學術文章都要提出新的看法。為了嚴密，先生經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設，個別時候甚至被迫完全放棄。先生鄭重聲明：鸚鵡學舌，非我所能；陳陳相因，非我所願，考證要達到的目的，無非是尋求真理而已。
季老本來是一個喜歡考據不喜歡義理的學者，到80多歲以後，卻「老年忽發義理狂」，突然喜歡起義理來，而且一發不可收拾，連續十多年來發表了多篇談義理的文章，其觀點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爭論。專就東、西文化而論，他主張「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認為輝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經是強弩之末，它產生的弊端貽害全球，並將影響人類的生存前途，20世紀末可能是由西向東的轉折點。李老至今已經發表了多篇涉及到中國文化、東方文化內容的談義理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主旨是在「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不薄西方愛東方」、「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東方文化將再現輝煌的「河東河西論」。
他認為宗教會適應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而隨時改造自己，改變自己。宗教，不管是以什麼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滿足人們對宗教的需要，一方面又不妨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才能在社會上保持活力。宗教是人生的一種需要。宗教需要有多種含義：真正的需要、虛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屬於需要的范疇。宗教的消滅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甚至可以說，國家、階級先消滅，宗教後消滅，即使人類進入共產主義以後，在一定時期內，宗教或者類似宗教的想法，還會以某種形式存在著。對任何宗教，一方面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著故意去消滅。如果有什麼地方宗教勢力抬頭了，一不張皇失措，二不憂心忡忡。
他主張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不能說世界上的文化是一個民族創造的，不能說一個地方產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論，並不是否定文化體系的存在。文化體系是具備「有特色、能獨立、影響大」這三個基本條件的文化。他認為世界文化共分為四個大的文化體系：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阿拉伯文化、希臘羅馬歐美文化。希伯來文化很難成體系，不是屬於伊斯蘭文化的先驅歸入伊斯蘭文化，就是和希臘文化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獨立的文化體系。這四個文化圈內各有一個佔主導地位的影響大的文化，同時各文化圈內各個國家和民族之間又都是互相學習的，各大文化圈之間也有一個互相學習的關系。承認文化的產生是多元的和承認有文化體系是不矛盾的。季老發前人之未發，深刻地指出：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重要動力之一，沒有文化交流簡直不能想像今天的社會會是什麼樣子。而文化交流的范圍是廣闊無垠的，既包括物質文化的交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交流。中國自先秦時代起，就不斷地與周圍對內對外進行交流。對內是各民族之間進行交流，對外是與周邊國家進行交流。世界上的文化體系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阿拉伯文化構成的東方文化，和希臘羅馬乃至歐美文化構成的西方文化之間不斷地進行文化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燦爛輝煌，千姿百態，各具特長而又互相聯系的文化，給全人類帶來了極大的幸福和繁榮。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中國文化在漢唐時代如日中天，既吸收外來文化，又把自己的優秀文化毫無保留地送給東西方的其他國家，羅盤、火葯、造紙、印刷傳遍了整個世界。80多萬字的中外《糖史》是他文化交流的代表作。
這些新觀點已經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影響越來越大。至於季老的專業領域印度學，幾乎發表的每一篇論文都有新創見，不斷被人引用。佛學史領域，先生是國內外為數有限的，能真正利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學學者和語言學家。在吐火羅語研究領域，先生的貢獻填補了國內外的空白。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作為這項研究的代表作，他主持完成的《大唐西域記校注》和《大唐西域記今譯》，獲得了很高的榮譽。對各種外語的翻譯工作，先生的貢獻同樣出色。先生翻譯的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羅摩衍那》，出版後引起學術界重大反響，獲我國有史以來第一屆國家優秀圖書一等獎。
他對比較文學多有建樹，且獨樹一幟。他認為，比較文學研究領域法國學派著重研究直接影響，美國學派著重研究平行發展，是影響最大的兩個學派。但這兩個學派都有弊病，專研究直接影響者，失之太狹，專研究平行發展者，失之太泛，且兩派都輕視東方文學，他們的比較都是限於在同一文化體系內進行，這是近親比較，比來比去，比不出什麼名堂，因此兩派都失之閉塞。先生主張，應力矯這兩個流派的弊病，融和二者之長，去其偏頗，走出我們的一條新路來。先生強調，要先做點扎扎實實的工作，從研究直接影響入手，努力細致地去搜求材料，在西方各國之間，在東方各國之間，特別是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從民間文學一直到文人學士的個人著作中，去搜求直接影響的證據，爬羅剔抉，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據，決不能捕風捉影，然後再在這個基礎上規納出規律性的東西，藉以知古，藉以鑒今，期能有助於我們自己的文藝創作。這樣，就有可能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應該認識到，沒有東方文學的參與，比較文學就是不完整的比較文學。
先生不僅是學界泰斗，而且還是一位文學家，一位作家。他的散文創作，是當代文壇上的上乘之作。先生對中國文學史上的不同寫作風格兼收並蓄，都有所汲取，如《史記》的雄渾，六朝的濃艷，陶淵明、王維的樸素，徐(摛)、庾(信)的華麗，杜甫的沉鬱頓挫，李白的流暢靈動，《紅樓夢》的細膩，
《儒林外史》的簡明，先生注意到無不各擅勝場，但對這些優秀的文學風格，先生並不是加以模仿，而是在繼承先人風格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春滿燕園》、《法門寺》、《清塘荷韻》等都是膾炙人口、百讀不厭的名篇佳作。
另外，作為知識分子的季羨林和作為作家的季羨林已經為人們所熟知，但作為學者書法家的季羨林卻鮮為人知。季先生一生致力於學術，書法似乎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並不佔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季先生對書法沒有自己的獨特審美感受和學術尺度。季先生對學者書法有頗為新穎的認識：「學者書法有自己的歷史，起碼清華過去有梁啟超，北大過去有沈尹默等。學者書法不僅講求書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書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學者書法不僅是藝術，而且是文化，同時也是學者對漢文宇的美化和文化化。從學者書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學者的文化修養和寬宏眼界。好的書法給人精神和身體帶來雙重好處，使學者身心健康。看懷素狂萆，使人心花怒放，看鄧石如書法，驚心動魄；看吳昌碩墨荷的筆墨，精神和身體雙重振動!」書法家的標准不在於他是否加入了書法家協會，而在於他對中國書法的思考和推進的深度，以及創新和傳承的力度。我在季老題贈給我的「極高明而道中庸」行書中，感到「高明」與「守中」的度——寫得不溫不火，無法而法度皆備。同樣，在蘭州碑林中，他撰寫了長篇精美的碑文闡釋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和東西方交流價值：「絲綢之路，歷時悠久，東西文化，賴以交流。……」其中的歷史深度和學術眼光同一般的文人墨客的題詠判若霄壤。而壬午年病中所書《浣溪沙》一闕，流暢生動，線條精美，結體自然，蔚為大家風范，完全不像一位91歲的老人所書。真可謂，在思想學術大樹旁，無心插柳柳成行!
季羨林治學半個多世紀，學貫中西。就是這樣一個世界知名的學者，卻從不以名家學者自居，常年一身舊中山裝，一雙布鞋，數十年如一日。因為這身打扮，他常常被誤以為學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人學的大學生把他當作校工，請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應。等到開學典禮上季羨林登台講話，那位大學生才如夢初醒。
季羨林說過，自己喜歡的人是這樣的：質朴，淳厚，誠懇，平易；骨頭硬，心腸軟；懷真情，講真話；不阿諛奉承，不背後議論；不人前一面，人後一面；無嘩眾取寵之意，有實事求是之心；不是絲毫不考慮個人利益，而是多為別人考慮；關鍵是一個「真」宇，是性情中人。
「真情、真實、真切」是季羨林的處世原則，在一生對國學的探究中，季老秉承：唯有真情相待，方能坦誠相見；唯有真實為事，方能有為當世；唯有真切處世，方能心闊坦盪。由「三真」所引伸出來的是季羨林那博大的胸懷和深厚的愛國情懷。
馮友蘭先生有句詩：「智山慧海傳真火，願隨前薪作後薪。」人類文明是一把真火，古往今來對人類文明做出貢獻的人，都是嘔出心肝，用盡腦汁才把這把真火一代代傳下去。我們對季老開創的事業，也要這樣一代代傳下去
E. 季羨林的介紹、成就
季羨林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齊奘。中國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翻譯家，散文家，精通12國語言。曾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2009年7月11日北京時間8點50分，國學大師季羨林在北京301醫院病逝，享年98歲。 學術成就 學術研究內容 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綜合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張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個方面： 1 、印度古代語言研究： 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確定佛典的年代與來源的標准》等論文，在當時該研究領域內有開拓性貢獻。 2 、佛教史研究： 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真正能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語言的變化規律和研究佛教歷史結合起來，尋出主要佛教經典的產生、演變、流傳過程，藉以確定佛教重要派別的產生、流傳過程。 3 、吐火羅語研究： 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為吐火羅語的語意研究開創了一個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對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劇本《彌勒會見記》進行譯釋，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魯番地區新發現的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發表研究論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 4 、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 《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遊記》有些成分來源於印度的論證，說明中印文化「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 5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80年代主編《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今譯》，並撰10萬字的《校注前言》，是國內數十年來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美、非三洲和這些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6 、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 《羅摩衍那》是即度兩大古代史詩之一，2萬余頌，譯成漢語有9萬余行，季羨林經過10年堅韌不拔的努力終於譯畢，是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 7 、比較文學研究： 80年代初，首先倡導恢復比較文學研究，號召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為我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 8 、東方文化研究： 從80年代後期開始，極力倡導東方文化研究，主編大型文化叢書《東方文化集成》，約500餘，800餘冊，預計15年完成。 9 、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 90年代，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 10 、散文創作： 從17歲寫散文起，幾十年筆耕不輟，已有80餘萬字之多，鍾敬文在慶賀季羨林88歲米壽時說：「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樸素，季先生的作品就達到了這個境界。他樸素，是因為他真誠。」「我愛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話家常。」 [4] 重要學術論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季羨林就輾轉取道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懷抱。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季羨林回國後，著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系史，發表了一系列富有學術創見的論文。 季羨林讀書 《浮屠與佛》（1947），揭示梵語Buddha（佛陀）一詞在早期漢譯佛經中譯作「浮屠」是源自一種古代俗語，譯作「佛」則是源自吐火羅語，從而糾正了長期流行的錯誤看法，即認為佛是梵語Buddha（佛陀）一詞的音譯略稱。這里順便指出，季羨林在1989年又寫了《再論浮屠與佛》，進一步論證漢文音譯「浮屠」源自大夏語。 《論梵文··td的音譯》（1948），揭示漢譯佛經中用來母字譯梵文的頂音·t和·d是經過了·l一個階段，而t··＞·d＞l這種語音轉變現象不屬於梵文，而屬於俗語。因此，依據漢譯佛經中梵文··td的音譯情況，可以將漢譯佛經分為漢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後三個時期。前期漢譯佛經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語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進步；後期的原文是純粹的梵文。 季羨林的這兩篇論文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中別開生面，用比較語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漢譯佛經最初並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轉譯自西域古代語言。季羨林也據此提醒國內運用音譯梵字研究中國古音的音韻學家，在進行「華梵對勘」時，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這個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關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國內外學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有論者據此認為中印文化關系是「單向貿易」 （one－way－traffic）。季羨林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歷史實際。因此，季羨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視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著力探討為前人所忽視的中國文化輸入印度的問題。他先後寫成《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1954）、《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1957）等論文，以翔實的史料，考證了中國紙張、造紙法和蠶絲傳入印度的過程。 [5] 學術思想 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季羨林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注。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一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實，季羨林近10年來積極參與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著這一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一種歷史的、宏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學術任職 季羨林先生學術任職廣泛，曾任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 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主要著作 《〈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系統總結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調整）、《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發現並證明了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羅語的特點之一）、《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闡明了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考證了佛教混合梵語的歷史起源和特點等）、《〈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開創了一種成功的語義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語言論集》 （1982年）、《吐火羅文A中的三十二相》 、《敦煌吐魯番吐火羅語研究導論》 、《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 、《東方文學史》、《東方文化研究》、《禪與東方文化》 、《東西文化議論集》、《世界文化史知識》 等。 個人獎項 1986年論文集《印度古代語言論集》獲北京大學首屆科學研究成果獎。 1987年論文集《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優秀成果榮譽獎。 1989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授予「從事語言文字工作三十年」榮譽證書。 1990年論文集《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獲全國首屆比較文學圖書評獎活動「著作榮譽獎」。 1992年主編的《大唐西域記校注》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獎。 1992年，印度瓦拉納西梵文大學授予最高榮譽獎「褒揚狀」。 1997年主編的《東方語言學史》獲第三屆國家圖書獎。 1997年主編《印度古代文學史》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1999年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專著二等獎。 1998年德黑蘭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1999年《季羨林文集》(24卷)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 2000年專著《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獲長江讀書獎「專家著作獎」。 2000年獲得德國哥廷根大學博士學位金質證書。 2006年9月26日，在中國譯協慶祝國際翻譯日資深翻譯家表彰大會上，季羨林被授予「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滿意請採納
F. 為什麼管季羨林叫「國寶」
季羨林先生生於1911年8月，山東省清平縣人。他上高中時即發表過數篇短篇小說，1930年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修德文，其間發表散文和譯文多篇。1935年，風華正茂的季羨林進入德國哥廷根大學主修印度學，先後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羅文等古代語言。在德期間，他發表論文多篇，獲得國際學術界高度評價，奠定了自己在國際印度學界的地位。1946年季先生回國受聘為北大教授，主持創辦東方語言文學系，開拓我國東方學學術園地。1956年他當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1978年後曾任北大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等職。
季羨林先生的學術研究領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語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羅文譯釋、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較文學、文藝理論、東方文化、敦煌學等，范圍之廣，國內外罕見。除了學術研究，季先生還是國內外公認的散文大家，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他還付出大量精力擔任行政職務、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主持多個重要的學術團體。季先生曾任北大東語系系主任長達40年，為我國亞非非通用語種的教學和科研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為我國的東方學、敦煌學、比較文學、佛教研究、中外關系史研究事業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貢獻卓越。他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神州文化集成》、《東方文化集成》等大型叢書在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構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質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100多部著作已匯編成24卷《季羨林文集》。
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在他90歲的生日時，回到了家鄉山東臨清，來自海內外的各界人士近300人參加了祝壽活動。面對家鄉親人，季羨林先生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抒發了對國家、對故鄉美好的祝福。
面對後生兩次欲落淚
季羨林先生1911年8月6日出生於官莊，1917年6歲時赴濟南求學，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1946年從德國學成回國後受聘於北京大學，創辦了東語系。作為世界上極少數精通梵巴語、吐火羅語的學者之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譽。雖然他大半生都生活在外面的世界，但在內心深處對家鄉永遠保留著一份揮之不去的依戀。
在官莊，季先生還有幾個親屬，都是他的晚輩。他們攙扶著老人步入老屋，在季先生的提議下，他與幾位親屬共同祭拜祖先。季先生對母親懷有深切的思念，6歲離別母親，8年後回家，母親已離開人世，從此再無緣相見。
在一篇散文中他引用「子欲孝而親不在」，表達了纏繞自己終生的切膚之痛。而對家鄉，季羨林先生的眷戀之情也溢於言表。他深情地回憶說：「早年我考上清華，家庭很困難，清平縣（當時臨清稱清平）每年給考上大學的學生補助150元錢，沒有那150元，我很難上完清華，對家鄉我永遠心存感激。」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多年來，季先生心繫故土，為家鄉孩子捐贈了數千冊圖書，並設立了獎學金，獎勵優秀教師和學生，盼望家鄉多出人才。家鄉人對季先生同樣充滿感激之情。季先生喜歡孩子，面對淳樸的農家孩子一口一個「老爺爺」、「太爺爺」，那一刻，季先生眼眶裡充滿了淚水。
我是一個農民，最欣賞的品質是忠誠
季羨林先生以其謙遜朴實的人格魅力，贏得世人仰慕。這樣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師，始終以身為一個農民而自豪。他說：「今天這么多人為我舉辦生日慶祝活動，我非常激動，但我感到最大的是慚愧。我感覺自己這個人並不是那麼了不起，我是一個十分平常的人，從來沒有什麼大志，今天雖然做了一些事情，但離國家、離父老鄉親對我的期望還有很大距離，因此我感到很慚愧。」
季先生說，他是農民出身，對莊稼、對下雨十分感興趣。他說，坐火車來臨清，一路上從河北看到山東，看到莊稼不錯，心裡別提有多高興了。
季羨林先生在十年浩劫期間，冒著危險翻譯出印度史詩《羅摩衍那》，成為世界翻譯史上的一件盛事，而他在學術上的真正沖刺卻是在70歲之後。多年來的積累、學貫中西的文化素養讓他厚積薄發，才思泉涌。近年來，季羨林先生主編了《傳世藏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季羨林文集》等。季羨林先生說，他做學問就像是農民耕作，一分耕耘換來一分收獲，而連續寫出700多萬字的著作，也的確創造出了學術界的奇跡。
著名表演藝術家王曉棠專程攜新片《芬芳誓言》來臨清為季羨林先生祝壽，老人看後深有感觸。他說，我們中華民族有許多優秀之處，概括起來就是：忠誠。電影《芬芳誓言》中主人公有句話說得好———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基礎是忠誠。「我之所以有可能做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因為我這一輩子都忠誠於我們的祖國、忠誠於我們的山東、忠誠於我們家鄉臨清。」
活到老學到老，季羨林先生的目標是活到120歲。季羨林先生思維敏捷、身體很好，許多人打聽他有什麼長壽秘訣。他的回答是：「我有一個三不主義，就是：不鍛煉、不挑食、不嘀咕。」
他說，所謂「不鍛煉」並不是反對體育鍛煉，而是反對除了鍛煉外什麼也不做。人還是應當多學習，所謂活到老學到老，讓思維永遠不僵化。
季羨林先生功成名就，是不是就此開始頤養天年了呢？季羨林先生說：「大家出於對我關心，感覺90歲年紀已經很老了。但現在中國人的壽命比從前已經增加了一倍，我的計算是，70歲算中年，90歲算老年。這么算的話，我不過初入老境。我感覺活到95歲不成問題，99歲的百壽也不成問題，再進一步，108歲我看也不是一個了不起的目標。在北京的時候，我常和老朋友臧克家在一起。最近見他，他說要活到120歲，我說，我要是活到120歲，你就是126歲。他比我還大6歲。我們兩個商量好了：目標是活到120歲。」
老人話聲剛落，眾人掌聲笑聲一片。季羨林先生說，生活水平提高了，壽命延長是好事，但應該怎麼個活法？他現在仍然可以每天工作8小時。他有一句話：吃飯是為了活著，但人活著不是為了吃飯，只要活一天，就應該干一天工作，這樣人生才有意義。
「為人第一，學問第二」
近年來，出於利益驅使，許多盜版商大肆盜印名家著作。季羨林先生的很多著作也成為盜版商瞄準的目標。說到盜版這個話題，老人一向慈祥的臉上露出幾分凝重。他說：「市場上盜我的書的太多。有人給我做過一個大體統計，市場上我的盜版書大約有100萬冊，主要是散文。這不光侵害了作者的勞動成果，也損害了讀者合法利益。讀者要睜大慧眼，辨清真偽，不要給盜版書商任何可乘之機。」
季先生研究了一輩子東西方文化，相比較而言，他認為，東方文化的道德觀、價值觀更符合世界發展方向。他自豪地說，21世紀一定是中國的世紀，申奧成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季先生說，他自己終生從事教育，沒干別的事情。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我們中國第一個提倡的就是「為人」，為人第一。所謂「道德文章」，當然要先講道德，然後講文章，這是基礎。為人第一，學問第二。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做好這篇「道德文章」，把「忠誠」的道德核心發揚光大。
六歲離家去求學
六歲以前，季羨林先生有一個老師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季羨林先生些什麼，現在完全忘掉了。六歲離家，季羨林先生到濟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逃到濟南去謀生的。從那時起，季羨林先生才算開始上學，曾在私塾里念過一些時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四書》之類，以後接著上小學。
季羨林先生在新育小學考過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學生，也不怎樣努力念書。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來談一談，季羨林先生開始學英語。當時正規小學並沒有英語課，季羨林先生學英語是利用業余時間。學的時間不長，只不過學了一點語法、一些單詞而已。
季羨林先生萬萬沒有想到，就由於這一點英語知識，他在報考中學時沾了半年光。當時山東中學的拿摩溫是山東省立第一中學。季羨林先生當時連去報名的勇氣都沒有，只是報了很差的正誼中學。可這個學校考試時居然考了英語，出的題目是漢譯英：「我新得了一本書，已經讀了幾頁，可是有些字我不認得。」季羨林先生翻譯出來了，只是為了不知道「已經」這個詞兒的英文譯法而苦惱了很長時間。結果他被錄取，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
在正誼中學學習期間，季羨林先生也並不努力，成績徘徊在甲等後幾名、乙等前幾名之間，屬於上中水平。一下課，他就跑到校後湖畔去釣蝦、釣蛤蟆，不知用功為何物。但是，叔父卻對他的期望極大，要求極嚴。他自己親自給季羨林先生講課，選了一本《課侄選文》，大都是些理學的文章。叔父並沒有受過什麼系統教育，但是他絕頂聰明，完全靠自學，經史子集都讀了不少，能詩，善書，還能刻圖章。他沒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託在季羨林先生身上。
季羨林先生說：「我今天勉強學得了一些東西，都出於他之賜，我永遠不會忘掉。根據他的要求，我在正誼下課以後，參加了一個古文學習班，讀了《左傳》、《戰國策》、《史記》等書。晚上，又要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晚十點鍾才回家。這樣的日子，大概過了八年。我當時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負擔；但也不了解其深遠意義，依然頑皮如故，摸魚釣蝦而已。現在回想起來，我今天這一點不管多麼單薄的基礎不是那時打下的嗎？」
初中畢業以後，季羨林在正誼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轉入新成立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山東大學的校長是前清狀元、當時的教育廳長王壽彭。他提倡讀經。教國文的老師是王昆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後來到山東大學去當講師了。他對季羨林的影響極大。季羨林第一篇作文題目是《讀〈徐文長傳〉書後》，受到他的高度贊揚，批語是「亦簡勁，亦暢達」。季羨林在吃驚之餘，對古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弄到了《韓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歐陽修、三蘇等的文集，想認真鑽研一番。
一九二九年，季羨林轉入新成立的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學習了一年，這在季羨林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特別是國文方面，這里有幾個全國聞名的作家：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等。
靈感來自勤奮
一九三○年，季羨林高中畢業，到北平來考大學。當時考一個名牌大學，十分困難，錄取的百分比很低。為了得到更多的錄取機會，季羨林那八十多位同班畢業生，每人幾乎都報七八個大學。季羨林卻只報了北大和清華，結果兩個大學都考上了。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季羨林選了清華，因為，季羨林想，清華出國機會多，他的專修方向是德文。
在所有的課程中，季羨林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課，而是一門選修課：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和一門旁聽課：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兩門課對季羨林以後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可以說是一直影響到現在。季羨林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一九二四年，季羨林清華畢業。母校山東濟南高中的校長宋還吾先生邀季羨林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教了一年書，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賜給一個良機。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季羨林報名應考，被錄取。這一年的深秋，季羨林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開始了國外的學習生活。從一九三七年起，季羨林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系講師。季羨林的留學生活結束時三十五歲。
一九四六年秋天，季羨林到北京大學任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從那時到現在，季羨林一直沒有離開北大過。
季羨林說，他的經驗壓縮成兩個字是勤奮。再多說兩句就是：爭分奪秒，念念不忘。靈感這東西不能說沒有，但是，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勤奮出靈感。
季羨林也有「第×職業」
季羨林作為哲學博士，研究方向是語言文學，他不喜歡義理，所以寫的哲學文章很少。但到晚年，卻又一反常態，大談起「天人合一」的玄學來。文章一經發表，便語驚四座，頗有影響。他還談起了另一種哲學———消費哲學，也引起軒然大波。
消費與經濟基礎有關。季羨林的經濟基礎如何呢？從賬面上來看，季羨林的工資是北大教師中最高的，因為他是20世紀50年代第一批確定的「老一級」教授。但他每月的工資，經過七折八扣，領到手以後，平均約700到800元錢。這些錢，他要給小保姆張淑貞一半，除了她的工資，她還有一個男孩，在北大二附中上學，學費、雜費、生活費全部由季羨林負擔。這樣一來，他再交完房費、天然氣費、電費、電話費等，實際上拿到手的也只有300元左右了。用它來支付全家的生活費，怎麼會夠呢？
這里就有了一個對比：20世紀50年代季羨林被定為一級教授，在六類工資地區的北京，每月拿的工資是345元，再加上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相當於今天的院士）每月津貼100元。這是一個「不菲」的工資數目。因為當時物價奇低，去莫斯科餐廳吃飯，一頓大約1．5元到2元，湯菜俱全，還有黃油麵包，外加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鴨，六七元錢足矣，還能吃只挺大的。這樣的物價，有每月450元的固定工資，簡直是「闊死了」。而如今，他是全國最有資格的「老一級」教授了，因為比他資格更老的陳岱孫老教授已經去世。而他的全月基本工資加各種補貼，也就一千二三百元錢，這就是他每月實際上留在手裡只有300多元錢的原因。
這樣的老教授，工資這樣低，可怎麼維持生活呢？不少人自然會問他，老先生笑笑說：「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話，也絕沒有降低。」人們問他，難道你有點金術嗎？他回答說，非也。季羨林道出的奧秘是：20世紀50年代大學教師主要靠工資生活，不懂什麼「第二職業」，也不允許有「第二職業」。而今天卻大改其道，學校里也有種種形式的「第二職業」，甚至「第三職業」。季羨林也有了「第×職業」，就是「爬格子」。他爬了60多年格子，名氣大，稿費多，時不時地就收到稿費。這樣，他手頭雖只剩300元的工資，卻從來不感到拮據，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斷的稿費做後備軍。
50年前的雨衣仍在穿
手頭雖然有錢，但季羨林在生活上卻向來沒有太高的追求。對吃，一如既往，從來沒有什麼特殊要求，早晨仍然是烤饅頭片或麵包，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他從來不讓家人或保姆陪他4時起床，為他做早飯，所以早餐是幾十年的「一貫制」，從來不變化。午晚兩餐，素菜為多，很少吃肉。飲食如此簡單，他全家的伙食費不過500元多一點。
至於穿，季羨林簡直是個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過十年八年或者更長時間的，有一件雨衣，是他在1946年從德國回到上海時買的，至今仍在穿。有一天，一位專家說，你的這件雨衣，款式真時髦！他聽後大惑不解。專家一解釋，他才知道：原來50多年前流行的款式，經過了漫長的滄桑歲月，在不知經過多少變化之後，在螺旋式上升的規律指導下，現在又回到了50年前的款式。他聽後，大為興奮。沒想到自己守株待兔，終於守到了。他也沒有想到，人類在衣著方面的一點小聰明，原來竟如此脆弱！
他的老主意是：以不變應萬變。他想，一個人穿衣服，是給別人看的。如果一個人穿上十分豪華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寶氣，天天照鏡子自我欣賞，那他不是瘋子，便是傻子。穿衣服給別人看，觀看者的審美能力和審美標准，千差萬別，那麼你滿足了這幫人，必然開罪於另一幫人，反正不能讓人人都高興。所以，季羨林的穿衣哲學是我行我素，就是這一身打扮，你愛看不看，反正不能讓你指揮我。在穿衣方面，他是個完全自由自主的人，他的一身藍色卡其布中山裝，春、夏、秋、冬，永不變化。他的用品也是如此。只要能用，他決不丟棄，敝帚自珍是他的用物哲學。他的穿戴和用品，也真因為觀看者的審美能力和審美標准不同，有了兩種針鋒相對的評論：趕潮流者說他是老古董、老保守、老頑固，而學者層卻認為他是一個典型的儒者。儒雅的風度，從其學識和人品中來，而不是從其衣著中來。
季羨林消費哲學的核心是：如果一個人成天想吃想喝，彷彿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就在於吃喝二字，他覺得無聊，「斯下矣」。他的潛意識永遠是：食足以果腹，不就夠了嗎？衣足以蔽體而已，何必追求豪華。
季羨林絕非「大款」，但他在自己的消費哲學指導下，素衣淡食，生活簡單，卻把大把大把的錢送給身邊急需的人，或者捐給家鄉的學校。這樣的消費哲學，但願能有更多的人會理解。
##附
主要著作：
《〈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系統總結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調整）、《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發現並證明了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羅語的特點之一）、《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闡明了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考證了佛教混合梵語的歷史起源和特點等）、《〈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開創了一種成功的語義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等。作為文學翻譯家，他的譯著主要有：《沙恭達羅》（1956年）、《五卷書》（1959年）、《優哩婆濕》（1959年）、《羅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等。作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潤集》（1981年）、《季羨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雜憶》等。
回答者：yalpha - 千總 五級 6-10 20:23
評價已經被關閉 目前有 0 個人評價
好
50% （0） 不好
50% （0）
其他回答共 2 條
季羨林
季羨林，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1911年出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並入臨清市）。1946年，他由德國留學回國，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其著作已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長年任教北大，在語言學、文化學、歷史學、佛教學、印度學和比較文學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研究翻譯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國的多部經典，現在即使在病房每天還堅持讀書寫作。
季羨林先生為人所敬仰，不僅因為他的學識，還因為他的品格。他說：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丟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間偷偷地翻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雜憶》一書，凝結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書，不僅是老先生個人一生的寫照，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歷程的反映。季羨林先生備受關注的《病榻雜記》近日公開發行。在書中，季羨林先生用通達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頭上的「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這三項桂冠的，他表示：「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本報特摘錄幾段季老的文字，看看這位96歲高齡的老人是如何對待罩在自己頭頂的燦爛光環的——
圖為季羨林和他心愛的貓。（資料照片）
■一辭「國學大師」
「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
現在在某些比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頭頂上也出現「國學大師」這一燦爛輝煌的光環。這並非無中生有，其中有一段歷史淵源。
約摸十幾二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見成效，經濟飛速發展。文化建設方面也相應地活躍起來。有一次在還沒有改建的北京大學大講堂里開了一個什麼會，專門向同學們談國學。當時主席台上共坐著五位教授，每個人都講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說了些什麼話，現在已忘得乾乾凈凈。一位資深記者是北大校友，在報上寫了一篇長文《國學熱悄悄在燕園興起》。從此以後，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內，就被稱為「國學大師」。他們三位的國學基礎都比我強得多。他們對這一頂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
說到國學基礎，我從小學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女角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的桂冠摘下來。
■二辭「學界泰斗」
「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裡講起呢？」
這要分兩層來講：一個是教育界，一個是人文社會科學界。
先要弄清楚什麼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兩者都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東西。
光談教育界。我一生做教書匠，爬格子。在國外教書10年，在國內57年。人們常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天天運動，花樣翻新，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閑，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況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裡講起呢？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說我做出了極大的成績，那不是事實。說我一點成績都沒有，那也不符合實際情況。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裡講起呢？
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學界(術)泰斗」的桂冠摘下來。
■三辭「國寶」
「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13億『國寶』嗎？」
在中國，一提到「國寶」，人們一定會立刻想到人見人愛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這種動物數量極少，而且只有中國有，稱之為「國寶」，它是當之無愧的。可是，大約在八九十來年前，在一次會議上，北京市的一位領導突然稱我為「國寶」，我極為驚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處，「國寶」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實在是大惑不解。當然，「國寶」這一頂桂冠並沒有為我一人所壟斷。其他幾位書畫名家也有此稱號。
我浮想聯翩，想探尋一下起名的來源。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13億「國寶」嗎？
這種事情，痴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剎車。
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寶」的桂冠摘下來。
季羨林,生於1911年，山東清平（今臨清）縣人。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國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梵文、巴利文專家，作家。對印度語文文學歷史的研究建樹頗多。
1930年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赴德國留學。曾師從印度學家E.瓦爾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語言。1941年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曾師從語言學家E.西克研究吐火羅語。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學聘為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外國語言文學評議組組長、第二屆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名譽會長、第6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常務委員、《中國大網路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和《語言文字卷》編輯委員會主任等等。其學術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對中世紀印歐語言的研究上頗多建樹。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系統總結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調整）、《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發現並證明了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羅語的特點之一）、《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闡明了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考證了佛教混合梵語的歷史起源和特點等）、《〈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開創了一種成功的語義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等。作為文學翻譯家，他的譯著主要有：《沙恭達羅》（1956年）、《五卷書》（1959年）、《優哩婆濕》（1959年）、《羅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等。作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潤集》（1981年）、《季羨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雜憶》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趙氏，農民。叔季嗣誠。幼時隨馬景恭識字。6歲，到濟南，投奔叔父季嗣誠。入私塾讀書。 7歲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附設新育小學讀書。10歲，開始學英文。12 歲，考入正誼中學，半年後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 在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18歲，轉入省立濟南高中，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譯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
G. 季羨林是不是國學大師為什麼很多地方稱其為「國學大師」
關於國學大師這件事兒，我想在咱們探討之前先引用季羨林老先生，在2007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病榻雜記》一文中的一段：
「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工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由此可見，季羨林老先生是不是國學大師這件事兒，我想要聽季羨林老先生的「不是」。但是對於季羨林老先生的成就而言，我想我們要聽從於業內外的評價，那就是「是」。所以，最後要說的就是願季羨林老先生在天上，安好。
H. 為什麼說季羨林是國寶
季羨林,生於1911年，山東清平（今臨清）縣人。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國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梵文、巴利文專家。對印度語文文學歷史的研究建樹頗多。
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作家。山東清平（今臨清）人。1930年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赴德國留學。曾師從印度學家E.瓦爾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語言。1941年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曾師從語言學家E.西克研究吐火羅語。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學聘為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外國語言文學評議組組長、第二屆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名譽會長、第6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常務委員、《中國大網路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和《語言文字卷》編輯委員會主任等等。其學術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對中世紀印歐語言的研究上頗多建樹。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系統總結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調整）、《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發現並證明了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羅語的特點之一）、《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闡明了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考證了佛教混合梵語的歷史起源和特點等）、《〈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開創了一種成功的語義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等。作為文學翻譯家，他的譯著主要有：《沙恭達羅》（1956年）、《五卷書》（1959年）、《優哩婆濕》（1959年）、《羅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等。作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潤集》（1981年）、《季羨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雜憶》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趙氏，農民。叔季嗣誠。幼時隨馬景恭識字。6歲，到濟南，投奔叔父季嗣誠。入私塾讀書。 7歲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附設新育小學讀書。10歲，開始學英文。12 歲，考入正誼中學，半年後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 在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18歲，轉入省立濟南高中，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譯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1930年，考人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同學中還有胡喬木。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學期間，以成績優異，獲得家鄉清平縣政府所頒獎學金。 1935年9月，根據清華大學文學院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協定，清華招收赴德研究生，為期兩年 。季羨林被錄取，隨即到德國。在柏林，和喬冠華同游。10月，抵哥廷根，結識留學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學，"我夢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讀一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個夢。」（《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因此，"非讀梵文不行。""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並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一個學期 4O多堂課，學習了異常復雜的全部梵文文法。接著部分著作年輕時的季羨林 讀梵文原著，第5學期讀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第6學期准備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博士後"的歲月，正是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飢餓地獄中"掙扎，和德國老百姓一樣經受著戰禍之苦。而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 索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里，幻出母親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戰終結不久，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土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離開哥廷根35年後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散文家梁實秋、詩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被聘為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在北大創建該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語言學家馬堅、印度學家金克木等。 解放後，繼續擔任北大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先後出版的德文中譯本有德國《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1955 年），梵文文學作品中譯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達羅》（劇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優哩婆濕》（劇本，1962年）等，學術著作有《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1957年）、《印度簡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以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後出訪印度、緬甸、東德、前蘇聯、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等國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1978年復出，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 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 70年代後期以來擔任的學術回體職務有：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 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雜憶》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認為"這是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