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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男風的歷史

中國同性戀歷史：華夏男風興衰史 中國的同性戀最早可追溯到中華文明的始祖黃帝。清代文人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稱雜說孌童（男同性戀）始黃帝。當然這種說法的依據只是民間傳說，而中國同性戀最早的史料記載則來自商朝。《商書·伊訓》中談到三風十衍，書中提到這不好的三風，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三風之一的亂風的一衍就是比頑童，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同性戀。雖然同性戀在今日尚存的最早記載中以亂風這樣的受貶面目出現，但這畢竟揭示了同性戀行為在三千年前就已在中國出現，而且其影響之大可列為一風。
在商代之後，同性戀一直沒有從中華文化中消失。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同性戀交往更趨活躍，受衛靈公寵幸的彌子瑕和魏王寵兒龍陽君分別讓同性戀有了餘桃 和龍陽的稱呼。
到了強盛的漢代，帝王將相的同性戀活動屢見史書。據《史記》《漢書》記載，前漢皇帝幾乎個個都有同性情人。漢代著名人物如漢武帝、漢文帝、大將軍衛青和霍去病等，都有過同性戀經歷。漢哀帝不忍推醒在他衣袖上熟睡的男寵董賢，起身時割斷了衣袖，斷袖之交從此成了同性相戀的佳話。
漢代之後，男風（男同性戀）時盛時衰。在這段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男性在履行成家立業，傳接香火的責任之後，周圍人對他們的同性戀情往往寬而待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對同性戀所持的態度至多是中性的，也就是不褒不貶，歷史記載中沒有對同性戀進行頌揚。而同性戀關系多以享樂和獵色為特點，從來不對維系封建社會的家庭倫理構成任何挑戰或威脅。
中國到了明朝萬曆年間（1573－1620），邊界和平，工商業發達，從而滋長了浮華世風。據當時的記載，文人中科舉之後馬上納妾，大興土木建豪宅一時成風，盛宴歌舞，極盡奢侈鋪張。江南地區，上及達官貴人，下至商賈文人，嫖娼成風，使娼妓業方興未艾。與此同時，男妓賣淫的象姑館也應運而生。明末學者沈德福認為，1429年宣德皇帝的禁娼令使部份官員轉向年輕男性取樂。到了萬曆年，男娼業發展其勢之盛，直逼他們的女性對手。宣德皇帝意欲重歸道德的初衷不但沒有實現，反而南轅北輒，適得其反。
明末的道德觀念也沖破了滅人慾，存天理的宋儒理學的束縛，伸張自然情慾的主張開始萌芽。這種觀念的代表是明朝哲學家王陽明（1472－1528），崇尚個人表現和個性發展，而他的追隨者隨後發展了這種哲學。他們提出慾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壓抑使人無為，人應該表達和釋放來自內心和本性的情慾。後來的一些清代文人認為，王陽明的縱欲哲學和與之相伴的享樂風氣是明朝於1644年被覆滅的原因之一。
道德觀念上的開放，導致了同性戀之風在明清兩代的空前繁盛。今天的人們可以從那個時代留下來的文學遺產中窺見一斑。男色破財的故事出現在明代小說集《歡喜冤家》里，明代作家馮夢龍在《情史》里也毫不避諱地收錄了同性愛情故事。在中國文學的巔峰之作《紅樓夢》里，曹雪芹不但描寫了寶玉和秦鍾的戀情，而且寶玉和蔣玉涵的同性戀導致了他和封建秩序的第一次正面沖突寶玉挨打，書中的眾學童鬧學，薛蟠挨打，賈鏈狎男寵，賈珍嫖象姑等情節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男風的普遍。清朝乾隆年間的學者袁枚的《子不語》中有大量的同性戀故事，而袁枚本人與吳下秀才郭淳之間就有一段同性戀情。著名詩人兼書畫家鄭板橋在他的《板橋自敘》中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余好色，尤喜餘桃口齒，椒風弄兒之戲。而他的一系列詩，包括《秋夜懷友》、《板橋竹枝詞》等都對同性戀心裡有生動刻劃。清代同性戀文學中最令人矚目的是一批專門描寫同性戀愛的小說的出現。《宜香春質》、《龍陽逸史》和《品花寶鑒》等作品的出現無疑反映了當時的同性戀風氣之興盛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男風的盛行直接引發了清朝反同性戀法規的出台，導致了持續百年的中國社會的恐同情緒。
中國同性戀歷史：華夏男風興衰史1644年滿人進京，中國正式改朝換代。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因為連年戰亂而千瘡百孔的國家，由於剛經歷亡國的羞辱，全國民心渙散，匪患四起，清朝的統治者意識到重整意識形態和重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性，意識到必須攏絡文化階層，以重新建立起國家官僚體制。對中華文化十分精通的清朝統治者此時選擇了孔孟之道作為新王朝的意識形態，以達到上述目的。
孔孟之道講求社會秩序，各人守其本份，三綱五常，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孔孟之道本身主張維持禮教的辦法應該是正名和教化，但是中國尊孔的歷史表明，光靠教化是不夠的，國家還必須同時對違者進行處罰，教罰並舉才能有效維持禮教。清朝在建朝初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在中國重建禮教時，特別重視法律和法令的作用。一個很突出的例子是1646年的法令規定，在定強奸罪時必須提供嚴格的證據，這條法令意在強調貞操觀，其目的一是推行孔孟之道，二是攏絡明末保守派儒家學者，求得他們對新王朝的支持。
到了康熙年，清朝已成功地實現了國泰民安，滿清政府已經站穩了腳根。雍正皇帝登基後，開展了野心勃勃的鞏固滿人統治的計劃。他一方面減輕人民的稅收負擔，推行廉政，另一方面對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進行堅決鎮壓。為了控制知識分子的思想，他大興文字獄，嚴懲有異己傾向的文人，而且實行株連，處刑嚴酷。文字獄有效地壓制了知識分子對現狀與國家政策的批評，但同時又不妨礙推行孔孟正統禮教。
傳統禮教主張正名，強調嚴格的社會秩序，女性守婦道，男性堅守父親和丈夫的職責，而同性戀直接相悖於這些信條。如果同性戀在社會文化中得到足夠的反映，統治者也許不會去注意，或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至於大動手腳。但當時男風鼎盛，同性戀在文學作品或文人手記中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出現，導致了滿清統治者對同性戀的關注，使之成了社會問題。雍正死後，年幼的乾隆皇帝繼位不久的1740年，延襲雍正加強禮教的精神，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明確反雞奸的法令出台。該法令將成年人出於自願的雞奸行為刑事化，這是清朝嚴格加強傳統性別角色觀念的一系列措施之一。法令出台後的落實程度如何，對男同性戀的控制有何效用，史料上沒有記載。但這條法令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將同性戀行為社會化——同性戀不再是個人私事，它被當作一種社會危害受到了法律的干預。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國的禮教在鎮壓同性戀方面，終於殊途同歸。
中國走過康乾盛世之後，經歷了中華民族有文明史以來最為慘的衰敗。在外強入侵，連年戰亂，國家重建等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階段，國家對占人口少數的同性戀者的壓制卻總沒有被忘記。用中國著名精神衛生專家賈誼誠先生的話說，在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對同性戀，雞奸等性行為以『傷害風化罪』論處。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還對同性戀，雞奸等性行為以『流氓罪』論處。與此同時，有關同性戀的任何公開討論在幾百年內都被列為禁忌，同性戀者只能在自發形成的公廁和公園等地的漁場相互結識。壓制的結果是，到了改革開放之後，當同性戀議題重新浮出水面時，忽而成了西方腐朽思想的影響和精神污染，而對同性戀的不寬容態度則被稱為中國特色。但事實並非如此，同性戀與中國歷史共同生存了千年，而對同性戀的壓制僅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中國千年的歷史為同性戀作為一個文化和一個族群應如何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應以史為鑒，避免同性戀在中國近代的厄運重演。中國的傳統禮教是不利於同性戀的，但中國同性戀靠依附主流婚姻制度而得以生存。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中國古代的同性戀者都要有傳統家庭，轉接香火，男子必須結婚生子，在完成這一任務之後，同性戀的男子好男風就沒有什麼約束了。古代中國婚姻的基本意義在於經濟聯盟，一個家庭同舟共濟與天災人禍斗爭，由於死亡率高，確保種族繁衍和家庭穩固是當時的第一需要。因此在聯姻時，變數太多的感情因素一直不被首先考慮。但是組建家庭時無視個人感情也對社會穩定不利，中國古代以 納妾和男風為婚姻制度的補充，滿足主男感情或情慾上的需求（不要忘記，中國古代文化本身就是大男子主義的文化）。中國的傳統禮教因為適應了中國當時的國情，使中華文明的強盛持續了千年，而中國同性戀者的務實態度，讓自身生存千年，沒有招致象在其它文化中所遭遇的殺身之禍。
中國同性戀歷史：華夏男風興衰史
從同性戀的角度看，同性戀在明末清初的由盛轉衰體現出以下特點。第一，同性戀在婚姻制度中的地位並沒有因為男風的盛行而發生任何改變。男風以迷戀年輕男色為核心，享樂性和短暫性是其特點。同性戀盛行百年，卻沒有形成一個社會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聯姻為主的家庭模式，也沒有出現一套讓同性戀關系渡過生老病死，天災人禍的機制。所以即使參與的人數不少，但與異性婚姻相比，同性戀仍然脆弱無比。第二，男風依附享樂主義而旺，但同性戀沒有及時與享樂主義脫鉤，為以後的衰落埋下了禍根。追求個性解放和情感宣洩的享樂主義是誘人的，但我們不能忽視其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色彩。原因很簡單，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而享樂不僅需要有物質基礎，而且消耗精力。明末的享樂主義助長了腐敗，加強了剝削，所以之後的保守派儒家學者將明朝的滅亡歸罪於享樂主義是有一定道理的。享樂主義在現實的生活面前有著致命的弱點，當同性戀隨著個性解放的享樂主義興盛之後，沒有與之脫離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行為規范，享樂主義的膨脹導致王朝覆滅，與之共生的同性戀也免不了受到清算。第三，光是規模上的擴大，人數上的增加，而缺乏自強機制，同性戀往往成為社會運動的犧牲品。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一個獅子肥壯倒也無妨，但一頭羊肥壯起來，可不是件好事。同性戀沒有克服自身致命弱點的時候，男風興盛，招引了統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相比之下，古希臘的斯巴達同性情人軍團在保家衛國方面創下了豐功偉績，在這種環境下，同性戀受到社會的寬待以至贊美，可謂實至名歸。
從文明發展上看，同性戀在中國受到壓制是中華民族百年悲劇的一部份。康乾盛世時，中國國力十分可觀，但政府沒有把注意力放到對外交流，學習別國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上，而是故步自封，耗費大量的精力來維持過時的禮教，同性戀也成為他們政治短見的受害者。當政者失策而釀成的大禍泱及了整個中華民族，使中國一再落後於歷史的前進車輪。類似於日本歷史上的明治維新未能在華夏大地出現，洋炮轟鳴下姍姍來遲的戊戌變法也不幸胎死腹中（當時康有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內容）。五四運動提倡向西方學習，但同性戀研究方面卻拾來了病態說的牙慧，而西方於五十年代興起的同性戀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後來的平反政策，卻因學術交流的中斷而未能及時吸收，使同性戀至今在中國仍然被列為病態。與此同時，源於基督教文明的同性戀恐懼症也隨之而來，正好與三綱五常 合拍。於是乎，落後醫學和過時道德對於同性戀的雙重壓制，而今卻成了中國特色。
一個沒有信心的虛弱社會，總是首先想到控制民眾的言行，包括控制他們的性行為。清朝立法禁止同性戀的舉動，表明了統治者缺乏自信，也預示了以後的國勢衰落。而當今改革開放後，中國重新認識同性戀的努力也表明了社會的進步。在敦促社會了解和理解同性戀的同時，作為同志的我們也應該學習和借鑒前人，在勇敢地追求愛情的同時，探索出一條能讓同志生活方式長期生存的道路。
明熹宗朱由校也是搞同性戀的。他征美妓於不夜宮，徵召孌童於長春院。而這些女院(娼寮)與男院(孌童居所)，就分別處於北京城中的花柳街與胡同巷。明熹宗就把這些美妓、孌童置於宮中自己設的女院及男院，時常行樂其中，其中美妓賽施與孌童少彌，都蒙皇上的寵幸，每有游宴，則使寵妃姣童傅粉施朱，女衣男服，男衣女服，而交戲於前為樂。 除了皇帝以外，當時一些貴族、大臣也好男風，例如明世宗時的權臣嚴嵩和兒子嚴世蕃就好男風，《五雜俎》就提到嚴嵩的家人永年，號鶴坡，有後庭之寵。他「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者」，有個御史甚至於還和他結拜兄弟。蔣瑞藻所編的《小說考證》中說到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熱戀一個名叫金鳳的優童，即少年演員，「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以後金色衰而貧困，不演戲了。嚴家破敗以後，金鳳又重新演戲，扮演嚴世蕃，演得維妙維肖。 當時，如果有人犯罪，其家中的女性會被賣為娼，男孩則被賣為被人玩弄的孌童。嚴嵩和嚴世蕃每陷仇家，就把仇家的男孩奪來作為孌童，百般侮辱，進行性虐待。後來嚴家事敗，他們的後代也被仇家所納，而流入倡業。 二、社會上的男風 在明代，尤其是明朝後期，同性戀在社會上已很普遍。當時不少有名的學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他們除了妻妾外，還有年少俊美的書童，這些書童除伴主人出外或遠游，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侶。 當時，把同性間的性關系稱為「外交」，把男子與妻妾的性行為稱為「內交」。 不少士人和士人之間都有「外交」行為。如清人鈕琇的《觚賸》中就提到明代書生吳生和姜郎相好，比一般伉儷的感情還要親密。可是，他們卻被一李姓巨公所拆散，並且把姜郎帶到北方。吳生不願離開姜郎，也克服了許多困難趕到北京，而其他朋友也捐助吳生此行，促成他們倆的會面。這種真摯的感情，也是世間少有。 當時社會上這股男風，在明武宗時最盛，可以說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幾乎都有兩男相悅的關系。《暖姝由筆》雲：明正德初，內臣最為寵狎者，入「老兒當」猶等輩也，皆選年少俊秀內臣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兒皆好男色。 那麼為什麼男風在明代會這么興盛呢？唯性史觀齋主解釋說：「明代立國，崇尚酷刑峻法，罪至流徒，則妻孥子女皆沒入官，女的成為娼妓，男則成為『賤民』；比較面目姣好的，則撥充一些權貴之家作為廝役奴隸，或是由這些權貴家庭出資競投，因為他們本身的自由已被剝奪，而且一切皆隸屬於主人，對主人的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也就可以隨便將他們加以享樂。……每逢一次大獄興起，往往也就是購買孌童的機會。」 以上論述，似只說明了當時達官、貴族的喜好男色有一些有利條件，至於更廣泛的社會原因，謝肇浙在《五雜俎》中指出：「衣冠格於文網，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敝軒，桑中之約，遂難偕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這說明了三個原因：一是嫖男人和當時的法律沒有抵觸；二是嫖妓女要花較多的錢，並非一般儒生所能承擔；三是男人之間的親密行為，妻子往往不加追究，有時也無權過問。這樣，男風就普及起來了。
在明代，男妓館相繼開設，此風至清不衰。「據說正德年間，北京已有男院之設，懸『長春院』匾額；而女妓居所，則稱『不夜宮』——蓋取意於蘇東坡詩：『風花競入長春院，燈燭交輝不夜城』。美妓孌童相竟秀，互以奪貴顯狎客為能，孌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嘗微行其間。」這就是當時社會上性環境的一幅圖畫。 當然，同性戀不只是男性，女同性戀者也有，但歷史上記載不多，只能從一些文學作品上了解一些情況。明末清初李漁所著《憐香伴》中的崔箋雲和曹語花等，都明顯地表現出女同性戀的關系。都不僅有女同性戀的敘述，還有女性對女性施行性虐待的情節，應該說，這是當時社會風情的反映。 三、福建男風特盛 根據許多史籍和筆記的描述，福建是明代男同性戀比較公開與普遍的地區。當時，福建海運很盛，去菲列賓、台灣、日本等地通商的很多，而航海的人都相信，船上不能有女人，否則船會出事，這樣，長期在海上的人就以同性戀作為性發泄。 明代沈德符的《敝帚齋余談》雲： 近乃有稱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金娶姿首韶秀者，與溝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小舍，最為亂逆之尤。聞其事肇於海寇雲，大海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尊豪剛遂稱「契父」。 「契」這個字，在福建就是指男性間的性關系。中國傳統的同性戀的關系，當要受社會承認時，就要舉行一種「契」的儀式，建立「契父」和「契兒」、「契兄」和「契弟」等關系，在福建地區，這類關系很多，它和廣東孤婆庄的媽祖階層，都是中國傳統的同性戀關系的表現。中國人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十分重視家庭關系和家庭形式，所以同性戀關系也要以父子、兄弟、姊妹相稱。《敝帚齋余談》中進一步提到這個問題說：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契兄」，少者為「契弟」。 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如婿，弟日後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者，尚寢處如伉儷。 這種「契兄」、「契弟」的關系，不但為當時當地的道德、法律、風俗、習慣所認可，而且權利、義務關系也很明確，這就是「契兄」受到「契弟」父母的愛護和尊敬，像他們的女婿一樣，而當「契弟」到了一定年齡要與女子結婚時，「契兄」就要在財力上予以支持。 當時福建地區男風之盛行也有一些特殊原因，一是地處偏僻，貧民多以淫業為生，例如當地的剃頭師傅也兼經營變相男倡，並利用學徒為業。清代謝章的《賭棋山莊筆記》雲：「福清之漁溪，孔道也，而風俗極靡，叢剃發者，輒蓄成童以下，教以按摩。客至，進獻其技，倚人身作忸怩態，其齷齪貪婪最甚，真惡習也。而流妓亦鮮佳者，且年多在三十以外。牆壁或題句雲：老陰與少陽，亂擲金錢卜。」 當時，福建還有一個「賤民」階層，叫蜁民。「傳蜁民為南方夷也，從前閩省乃烏諸國，到漢人進閩，他們戰敗無處可歸，相卒入水。或雲為蒙古民族，南遷閩、粵二省，元朝時甚有勢力，元初宗族子弟同帝至閩不歸而留，到處橫行。元亡，失勢，閩人屢戰屢敗，至驅迫落水，習操水上。」這些蜁民被視為奴、優、隸、卒一類的下賤人，他們生活在船上，夜晚不行駛時，男的做男妓，女的做妓女，對此也不以為恥。 所以，男風表面上看是一種社會風氣，但「淫風」從何而來？其中有許多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原因，它甚至和階級壓迫、民族壓迫連結在一起。

⑥ 福建福清老百姓的荷包會不會全國最鼓呵呵呵，聽說挺有錢的大多數

一個縣級市的世界觀
用世界的錢，蓋福清的房子
福清人可能是日本人最怕的人——這個地方成了著名的偷渡客輸出地，但也有了福州僅有的八輛勞斯萊斯。
和許多縣城一樣，福清的公交車骯臟而緩慢。這里最主流的交通工具是摩的，便宜且穿行便利，很適應福清老城區又短又窄的街道。摩的司機多開一趟就是多做一單生意，所以，總是著急上火，狂按喇叭，讓這個小小的縣城從早鬧到晚，一刻不得清凈。如馬蜂般飛馳在福清街面上的摩的，也會讓初到福清的外地人恐慌：這里紅綠燈稀少，如何才能過馬路？前幾年，當地的交管部門也整治過，街面上多次上演「警摩追車」的險情，出了幾次事故之後便作罷了。摩的讓這座城市混亂而繁忙，充滿了草根的活力。跟福清人的氣質很相稱：愛拼才會贏。

福清傳統：飄洋過海討生活

福清在全國「百強縣市」中位列第20位。2007年，福清全市生產總值343.5億元。但是當地人說福清有錢，特指福清人有錢，民間資本雄厚。福清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八山一水一分田，地里只能長出番薯和花生，自然環境惡劣。所幸臨海，向外發展便有廣闊的天地。鄭和下西洋時，福清人便隨之漂泊他鄉，清朝咸豐年間有福清人被賣到東南亞當豬仔，然後是一批一批出國闖盪的人。福清人在外辛苦打拚，回家建大厝，修祖墳，榮耀鄉鄰。福清人小時候上的學校是華僑捐建的，出村的水泥路是華僑鋪的，工作的工廠是華僑投資的。那些鄉間氣派的別墅，衣錦還鄉時喧天的鑼鼓和鞭炮，都是福清人不顧一切往外闖的動力。

福清人出外闖盪的決心讓這個地方成了著名的偷渡客輸出地。上世紀90年代，坊間流傳著「日本人怕福清，英國人怕連江，美國人怕長樂，全世界怕福建」的說法。

關於福清與日本倒是有十分有趣的淵源。明朝嘉靖年間，福清曾是進犯中國沿海的倭寇在福建的一個老巢。後來戚繼光的戚家軍在福清東南有個牛田大捷，把倭寇趕出了福清。現在福清的特產中還有一種叫光餅的，餅面撒上芝麻，烤得乾乾的，中間夾上肉菜，就是當年戚家軍用麻繩串起來掛在身邊行軍時的干糧。五百多年後，福清人欠著債，冒著生命危險，揣著光餅浩浩盪盪地去日本討生活，建築工地、制衣廠、洗衣店、餐館……凡是有活乾的地方就有福清人。

曾萬宗（化名）曾經在日本「黑」了十年，前年「投降回來了」。他說：「錢也掙得差不多了，再黑下去自己要瘋了。」在日本他一次最少給家裡寄100萬日元。在外面是死命掙錢，掙夠錢回到家才能過踏實日子。這是支撐他十年的信念。前幾年，家裡人用他寄回去的錢蓋了6層樓的大房子，拍了照寄到日本。日本的同事看到後都不相信這是他家。日本人無法理解，這個一天打3份工，總是吃店裡扔掉的過期食物，晚上睡在餐廳過道上的人，家裡怎麼可能會有那樣的豪宅。

所謂「日本人怕福清人」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是因為「福清幫」，傳說中行事狠，且十分抱團，日本當地的黑社會如果玩黑吃黑，對它都要顧忌三分。還有傳說「福清幫」精於入室盜竊，令日本警視廳頭疼。這些都是福清人海外奮斗史中復雜而詭譎的一面。福清人說，曾經有一段時間，福清人去日本的簽證經常被拒簽。

如今福清有83萬人在日本、美國、英國、阿根廷、南非、東南亞甚至非洲的喀麥隆，刷盤子、開超市、搗騰石油……把一筆筆的血汗錢攢起來寄回家。截至2008年10月，光是福清市各金融機構的外幣儲蓄存款額就達301.9億元。最近經濟形勢不太好，福清的坊間流傳，光是在山西煤礦，福清人就被套牢了幾百個億，一說四百億的，另一說是兩百億的。

福清市區最多的是各大銀行的營業網點。三四百米的街道會有五六家銀行。當地人都說，一到年末，全世界的美元都要往福清匯。西聯匯兌的廣告牌高高地矗立在從福州長樂機場到福清的高速公路上。所以，即便是經濟走低，全國房價都下降，福清市區的房價還是雷打不動，均價在6000元/平方米左右。當地的房地產商對於成交量一點都不焦慮：福清人肯吃苦，鄉土觀念又強。賺了外面的錢，最後總是要回老家置業。

福清地區的優越感：比誰有錢

除了著名的偷渡客，福清在全國好像一直都頗為低調。名氣比不過臨近的長樂，長樂有天生的地理優勢，是閩江入海口，也是鄭和下西洋的起點，那裡還是冰心的老家。而福清相對偏僻，歷史上不算富庶，近代出了林則徐，再往前追溯，有明代的葉向高，也都是做官的，無法編排出人傑地靈的傳統。所以，現在的福清人通過財富來自我確認的傾向十分明顯。他們會搬出數據，比如，在全國百強縣中，福清排名20位，而長樂排名64位。從長樂機場一路到福清，外地人如果想要感嘆一下長樂人房子氣派，就會被福清人打斷，這算什麼，你沒看過福清高山鎮的那些大厝，那才叫氣派。顯得你這個外地人是那樣沒見識。房子也是福清地區優越感的來源之一。至少在這一項，福清就能把別的地方比下去了。

在老城區的商業中心小橋街上開著一間鋪面賣牛肉飯的老闆自詡，這不足50平方的小店裡經常會有身家上億的人吃飯。「現在這街面上是不準停車了，要是在過去，一到春節，不要說賓士，勞斯萊斯都不稀奇。在外地做大生意的福清人都要回來過年的。」據說福州地區僅有的八輛勞斯萊斯車全是福清人的。2000年之後，在國外打工、做小生意挖到第一桶金的福清人開始在中西部投資煤礦、房地產，賺熱錢讓他們的財富迅速翻番，也讓福清這座城市的繁華有些時光交錯的混亂。

從小橋街出來是福清老城區的一個中心，一拂公園，為紀念北宋鄭俠而建，他不畏權貴，為人耿直清廉，告老還鄉僅有一柄拂塵，人稱一拂先生。公園內原本建有他的花崗岩雕像。這幾年，發了家的子孫覺得花崗岩不夠氣派，就給鍍了金身。他的一生以樸素節制為品，如今成了金身，若他泉下有知，不知會不會怪子孫多事？

不過，身處發達縣城的中心鬧市區，一拂先生是休想清凈，他的旁邊就分別立了兩個七八米高的大柱，一個屬於麥當勞，一個屬於肯德基，大刺刺地寫著「KFC前方50米」這樣的標識。麥當勞在福建縣級市最早只有三家，分別是福清、晉江、石獅，表明了本地的消費能力，是地方實力的一種象徵。讓福清人覺得自豪，覺得自己是較早接受全球化洗禮那一撥。

2008年11月，福建省的第二座核電站在福清正式開工，福清一下子名聲在外。作為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重大項目，福清每年的財政收入將會有一個躍升。當地老百姓對於這次福清的「出名」有點不適應。主要是他們對於核電廠還心存疑慮，很多人都喜歡把核電站與廈門的那個PX項目聯系在一起。盡管兩者事實上完全是兩碼事。核電站所在地的前薛村村民，擔心核電站會污染海水，他們不能「做海」，影響生計。但是福清民間有傳統：窮不與富斗，富不與官斗。即便反對之聲在民間很盛，在外很有闖勁的福清人對於離鄉背井上訪這樣的事情並不熱衷。福清人自稱很鬼（精明之意），是有實用主義的色彩在裡面的。

福清人發家秘訣：民間信貸傳統

上世紀90年代初，福清當地最出名的小吃是番薯丸，2000年之後，當地最出名的是AOC顯示器。從2000年開始，福清經歷了迅速發展的階段。從全省64個縣(市)排名倒數第三位一躍升至第二位。福清這時期崛起，當地的華僑發揮了很多作用。如印尼華僑林文鏡創辦融僑經濟技術開發區，吸引了大量台商過來投資。僅林文鏡一人就投資和引資創辦了160多家工業企業。他還發現並帶頭開發世界級規模的江陰碼頭。福清的華僑從捐資修路到修建工廠，從輸血到造血，讓福清經濟有了飛躍。

1993年去阿根廷，並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擁有多家超市的鄭愛明的名片上地址寫著「俄羅斯莫斯科市和平大街74K,93」，2014年俄羅斯的索契要舉辦冬奧會，鄭愛明的公司在那裡承包工程。他會抱怨在俄羅斯的種種不便，被警察敲竹杠，被當地管理部門穿小鞋，毫不掩飾對福清的偏愛，覺得每天在福清醒來都會覺得一身輕松，在家鄉已經蓋好退休養老的房子，連結兒女親家都最好要找福清本地人。但是索契的投資機會更好，生意還是會在陌生的異國做。這是新僑務實的地方，生意和情感會分得很清楚。
新僑與老僑一樣有過十分艱辛的創業過程。鄭愛明夫婦當初去阿根廷時舉債二十多萬，當初開超市時，西班牙語的水平是從「1」數到「5」，「6」就不知道怎麼說了。進貨、點貨、記賬靠的是條形碼和阿拉伯數字，因為他只認識阿拉伯數字。夫婦兩人一天工作16個小時，節假日不休。從一間店做到十間店。
自稱「7歲上學8歲就放牛」的鄭愛明在總結自己一路歷程時，提到了挖到第一桶金的關鍵，勤勉吃苦之外就是自己家族的實力，兄弟姐妹多，手頭有餘錢，也肯幫忙，讓他籌措到做生意的本錢。家族和同鄉之間的信用比較好，福清的民間借貸發達。鄭愛明說，福清人之間，欠條可以不打但是利息一定要算，哪怕是親兄弟之間。

民間借貸發達，再加上鄉族意識強烈，現在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有福清同鄉會，方便大家溝通交流。在阿根廷開超市，三條街以內是不準同時有福清人兩家店的。這也是同鄉會的約束，通過最優化的方式在艱苦而陌生的環境中獲得生存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