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研究古籍的成書時間
⑴ 古籍的歷史傳承
書者,述也,以文字記述事物者也,書之含義甚多,今人稱述書為書籍,為別於書法言也。書籍之肇始甚早,文字發明之後,即有書籍。不過,各代所用書寫之質料,及其裝訂之形式,多有不同耳。從古至清,所有之書籍,以其形式可分為三期。由古至周末,為簡牘時期;由秦至唐,為卷軸時期;由宋至清,為線裝時期,茲分別述之如下:
簡牘時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載文者,竹木而已。載於竹者,曰簡;載於木者,曰牘;連編簡牘,則謂之策。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事則書之於簡牘而已。初以刀刻,繼以漆書,周宣王時,始有墨書。三代以上社會之文化,完全賴此以推進,國家之文明,亦完全賴此以保存,與後世之書籍功用正同。是簡牘者,實即當時之書也,創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既以韋編,其為簡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時之所謂書籍者,仍為簡牘也。由古至周,所有書籍完全為簡為牘,故謂之為簡牘時期。 卷軸時期:嗣以簡牘之書寫煩難,而所載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簡易之時,尚足應用。及秦滅六國,事務增繁,官私文書,日益增多,以前書寫之方式,在事實上已感運用不能圓滑,不適於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為獄隸。因獄隸之文字,時間有限,不能任意積壓,遂由獄隸之片倡而自動發生改革。篆書之耗時也,而改篆為隸;竹木之難治也,而代以縑素。以帛作書,從此肇始。但縑素價昂,一般平民無力購用。故縑素雖興,只於官方通行,社會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遺傳之典籍文書,仍以簡策保存者為多;鈔錄於縑素者,尚少也。迨至漢時,發明造紙,從此書寫上又發生一極大之轉變。蓋紙為書寫之惟一合適質材,有縑素之長而無竹木之短,價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後遂以紙張為書寫之獨用品,縑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無人使用矣。惟無論縑素或紙張,其文字均系手寫,所謂書籍者亦不過手寫之紙卷,並非如今日之書也。及隋文帝開皇十三年,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從此始有刻板印刷之書籍。以常理言之,刻印與抄寫,其難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發明,社會景從,各種書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實竟大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經典外,其餘文書仍均手抄,且以抄本為貴。此固由於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於刻印之不佳使然。蓋刻印初創前無取法,辦理者既非有經驗之人,而從事者又系毫無訓練之輩。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錯誤,其不受社會歡迎,固其宜也。且當時之士子,尚有一種特殊之成見,以為手抄一次,足抵目讀數次。故多數上層社會家庭,仍多為其子弟聘請名師,專為指示抄寫一切經史,印刷之書,概不購讀。故刊印之木雖發明於隋,然終隋之世,未有特殊之進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暢行,社會心理仍貴抄錄,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後唐長興三年二月,馮道、李愚等奏請刊印九經,從此重要經書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寫矣。雕刻刷印,至此方為成功。然一般每易誤會,以為一代所刻之經書,即與現之經書同。其實則相去懸殊,極為不同。蓋自以縑素作為以來,直至五代所有之書籍,無論縑素或紙張,無論手抄或刻印,均系成捲成軸,所謂鄴候架插三萬軸者是也。並非如今裝輯成本、成冊、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書。《史書》載宋以前之書籍,均系若干卷,並無若本者,蓋系統記實。非如今以卷為虛以設之符號,有名無實地。其後,以卷本之舒捲為不便,檢閱煩難,乃變而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斷,乃分為薄帙。及至有唐中葉,又創用葉子,即將長卷折疊成為若干葉,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摺,或前清朝考之籍,無論縑素或紙張,無論手寫或刻印,其形式完全為卷軸,故謂之為卷軸時期。 線裝時期:至宋,因長卷之種種不便,遂依據葉子之格式,而改進為今日之線裝式。即將一葉分割,使不連續,以一葉為一板,一葉為變易,但在檢閱上、誦讀上以及收藏,其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計也。故吾人所讀之線裝書,其實際肇始於宋,為時僅千年。宋以前,絕未有線裝書也。文字多為刻印,抄寫者甚少。至宋仁宗慶歷中,有布衣畢升為活板,用膠泥刻字,從此又有活字印板之發明。元王楨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無錫華燧、安國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較經濟,但在書籍上,固與刻印無殊也。總之,自宋至清,其書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為線裝,故此時期謂之為線裝時期。清末則漸有洋裝,民國後且有取線裝而代之之勢,其形式與裝訂,盡人所悉,毋庸贅述矣。 歷代流傳下來的古籍分為抄寫本、刻印本兩類,抄寫本即人工抄寫的圖書,刻印本即採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圖書。但具體區分,又有種種不同的版本名稱。
寫刻情形:
按照寫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為祖本、寫本、影寫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繪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補本、遞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兩截本、石印本、鉛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學中的專業術語。中國古籍中無論是刻本或是寫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書年代的本子最為真實完整,錯誤也最少,稱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專用的術語。影印古籍時,選定某個本子來影印,這個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時要選用一個本子為主,再用種種方法對這個為主的本子作校勘,這個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標點古籍時也要選用一個本子在上面施加標點,這個本子也可叫標點使用的底本。注釋、今譯以及做索引時,也都要分別選用一個本子來注,來譯,來做索引,這個本子也可叫注釋、今譯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種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寫本,早期的圖書,都依賴於抄寫流傳,雕版印刷術普及之後,仍有不少讀書人以抄寫古籍為課業,所以傳世古籍中有相當數量是抄寫本。宋代以前,寫本與抄本、稿本無較大的區別,但宋元以後,寫本特指抄寫工整的圖書,例如一些內府圖書,並無刻本,只以寫本形式傳世,像明代《永樂大典》、清代《四庫全書》以及歷朝實錄。
影寫本,明清時期,藏書家為保存稀見宋元版書原稿,雇請抄手,用優良紙墨,照原樣影摹下來,版式、字體往往與原本相差無幾,這樣的寫本被稱作影寫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閣毛氏影宋寫本最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於工抄寫的圖書,非抄寫者親撰。其中抄寫精美,字體工整的稱為精抄本。
稿本,已經寫定尚未刊印的書稿,稱為稿本。其中,由作者親筆書寫的為手稿本,由書手抄寫又經著者修改校定的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視,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價值較高的稿本,一向為藏書家珍愛。
彩繪本,以兩種或兩種以上顏色繪寫的圖書。多用於插圖或地圖較多的圖書,如民間流傳的《推背圖》等。
原刻本,據原刻本重印的圖書。其中凡版式、行款、字體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稱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對原刻本內容進行增刪校訂或添加評注的,則稱為增刻本、刪刻本、評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嚴審、字體工整、紙墨優良的刻本。其中請名人書寫上版的刻本(多在書版上留有姓名)稱為寫刻本。
修補本,遞修本,將舊存書版重新修整、補配之後印出的圖書稱為修補本或重修本。有的書版保存時間較長,歷經多次修補,則稱遞修本。如果宋朝書版經過宋、元、明三朝修補的,則稱為三朝遞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將不同地區的書版,配合起來印成一種完整的書,稱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蘇、浙江、湖北五省官書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卻同為一部書。
百衲本,百納即補綴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書,稱為百衲本。清初人宋犖匯集宋元三種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記》,近代又有百衲本《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務印書館於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為著名。該本選用當時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記》用宋慶元黃善夫家塾本,《漢書》用宋景佑刻本,《晉書》以幾種宋刻本配齊,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書》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舊唐書》用宋紹興刻本,《新唐書》用宋嘉佑刻本,《舊五代史》世無傳本,用清人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慶元刻本,宋、遼、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書版因刷印多次,已經模糊不清,印出的書被稱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還在使用,印出的書字跡迷漫,被稱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膠泥、木、銅、鐵、鉛、錫、磁、瓢製成方塊單字,然後排版印刷的圖書,稱為活字本。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北宋中期,畢升首先發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禎又用木活字排印了《農書》,但均未見存本。現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發現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廣佛華嚴經》。明清時期活字本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華燧以銅活字排印了《錦綉萬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齋隨筆》和《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等書。清雍正年間,內府以銅活字排印了一萬卷《古今圖書集成》,乾隆間又以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此外,流傳到中國的還有朝鮮活字本。
套印本,用兩種或兩種以上顏色分版印刷的圖書。常見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稱為朱墨本。此外,還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發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術,稱為餖版和拱花,這種印刷方法,常用於版畫。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頭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開本很小的圖書,意謂可置於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載:「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手寫《五經》置巾箱中。」由於這種圖書體積小,攜帶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稱為袖珍本。古代書商還刻印有一種儒經解題之類小冊子,專供科舉考生挾帶作弊之用,這種袖珍本則稱為挾帶本。
兩截本,有的書在版面中增加一條橫線,使之分為上下兩塊,稱為兩截本或兩節本。常見於圖文並茂的小說戲曲,便覽大全之類圖書。
鉛印本,採用現代鉛印技術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國最早的鉛印出版機構「墨海書館」,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漢文鉛印本《六合叢談》。此後,不少古籍也採用鉛印法。晚清及民國鉛印古籍多用線裝,與刻本外觀形式相似,要注意鑒別。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圖書。這也是晚清時傳入中國的一種現代印刷方法。採用葯墨寫原稿於特製紙上,覆於石面,揭去葯紙,塗上油墨,然後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書。石印與鉛印本均是油墨印刷,與水墨印書的刻本古籍有區別,而且石印本多為手寫軟體字,易於辨認。
刊刻時代:
按照刊刻時代區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遼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國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剛剛出現,抄寫本仍是圖書的主要形式,流傳下來的印刷品多為佛經和歷書。
五代刻本,五代十國時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圖書。包括後唐、後晉、後周刻印的藍本九經及後蜀、吳越、南唐刻印的類書、別集、佛經。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現能見到的多是刻經,有敦煌發現的後晉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剛經》,吳越所刻《寶篋印經》等。
宋刻本,兩宋時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統治區域內刻印的圖書。由於雕版印刷術的普及,官私刻書業極為繁盛,刻書范圍已包括經、史、子、集各類圖書,刻印質量上乘,被歷代藏書家視為珍本。
遼刻本,與北宋同時代,在契丹統治區域內刻印的圖書。契丹書禁甚嚴,遼刻本極少流傳。1974年,在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中發現了60餘件印刷品,多為遼代刻經,還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國於1032年,1227年為蒙古所滅。西夏自創文字,並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經》等書,但傳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寧夏賀蘭山中發現了8冊蝴蝶裝西夏文刻經。
金刻本,大致與南宋同時,在金代統治的中國北方地區刻印的圖書。其中以平陽府(今山西臨汾)刻書最為發達,官方設有經籍所,主持刻書。金刻本流傳下來的不多,較著名的有《劉知遠諸宮調》和《趙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國之前在平陽刻印的圖書。基本沿襲金代平陽經籍所舊規。傳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注》,1249年平陽府張存惠晦明軒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本草》,1244年刻《玄都寶藏》殘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圖書。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陽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為書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傳較多,且有獨特風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圖書。這一時期,無論在刻書地區、刻書形式、刻書范圍等方面都遠勝前代。流傳下來的明刻本以中後期作品較多,正統以前較少。明中期以後刻本有兩個顯著變化,一是出現了適應於印書的仿宋字,二是線裝取代了包背裝。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圖書。這一時期,官私刻書業均達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時期,考據學興起,學者熱衷於版本校勘,出現了大批校核精審,刻印典雅的圖書。現今流傳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後所刻精刻本受到學者重視,有不少被列為善本。
民國刻本,中華民國時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圖書,以匯刻、翻刻歷代珍本、善本居多。這一時期,影印、鉛印技術已大量採用,傳統的雕版印刷勢漸衰微。
刻書地域:
按照刻書地域分,則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陽本、外國本(日本本、高麗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區刻印的圖書。宋代兩浙路經濟文化比較發達,刻書數量大,質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溫州、明州、台州、紹興等地均刻印圖書,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溫州、明州、台州、紹興本的區分。
建本,又稱閩本,為宋元明福建地區刻印的圖書。宋代福建刻書集書於建寧、建陽兩地,建陽麻沙鎮盛產榕木竹紙,易於雕印圖書,因而書坊林立,一些著名書坊歷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圖書又稱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兩宋時期四川地區刻印的圖書。以成都、眉山較發達,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開寶藏》,眉山則刻有《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七史及《資治通鑒》等書。蜀本又分大字、小字兩種。
平陽本,又稱平水本,金元時期山西平陽(又叫平水,今山西臨汾)地區刻印的圖書。金滅北宋以後,將北宋開封的刻工掠至這里,又設立刻書機構,從此平陽成為北方刻書中心。
日本本,又稱東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紙,與高麗本相似,惟質量不及高麗本。日本本常間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較易識別。
朝鮮本,又稱高麗本,古代朝鮮刻印的漢文古籍。中國印刷術最早傳入朝鮮,朝鮮刻本繼而傳入中國。朝鮮本刻印比較精美,書品寬大,寫刻清晰,多採用潔白的皮紙。
刻書性質:
根據刻書的性質,又可區分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圖書。五代以來,歷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書之舉,但所設機構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種不同名稱。主要有:
監本,歷朝國子監刻印的圖書。主要是各種儒家經典、文史名著。據文獻記載,從五代開始,國子監刻印有九經,北宋承其遺制,繼續刻印經史,南宋時,舊版不存,遂征調地方版片至京師國子監印書,稱舊版為「舊監本」,新版為「親監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設國子監,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監本」和「北監本」的區別。
公使庫本,兩宋地方官府動用公使庫錢刻印的圖書。
經廠本,明代司禮監所轄經廠刻印的圖書。多《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常見古籍。特點是書品寬大,字大如錢,但由於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錯訛較多。
內府本,明清兩朝宮殿刻印的圖書。明內府刻書主要是經廠本,清內府刻書多殿本。內府刻書往往不惜工本,講究形式,但清內府本校勘亦精。昭連《嘯亭雜錄》續錄有內府刻書目錄。
殿本,清康熙間,於武英殿設修書處,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設刻書處,派親王、大臣主持校刻圖書,所刻之書稱為殿本。殿本校刻精緻,紙墨上佳,堪與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書,一向被列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間選刻《四庫全書》珍本,武英殿採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萬余個,乾隆定名為「聚珍版」,所印圖書遂稱武英殿聚珍本。後來各地官書局也仿聚珍版印書,被稱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稱為「內聚珍」。
書局本,清同治間,由曾國藩提倡,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四川、安徽、兩廣、兩湖、山東、山西、直隸先後創立官書局,所刻圖書稱為「書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資刻印的圖書,其中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私家刻書稱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來,私家刻書持續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稱,如宋廖瑩中「世彩堂本」,余仁仲「萬卷堂本」,明範欽「天一閣本」,毛晉「汲古閣本」,清納蘭性德「通志堂本」,鮑廷博「知不足齋本」,黃丕烈「士禮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稱,如宋「黃善夫本」,明「吳勉學本」。
坊刻本,歷代書坊、書肆、書鋪、書棚刻印的圖書。坊刻本以營利為目的,刻印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書,如臨安陳氏、尹氏書籍鋪等,所刻圖書與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傳情況:
根據流傳情況和珍貴程度,古籍又可分為足本、節本、殘本、通行本、稀見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內容完整無缺的圖書。
節本,因原書篇幅過巨,刻印時只節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為其它原因予以刪節,稱為節本或刪節本。
殘本,指內容殘缺的圖書。古籍在流傳過程中,由於各種原因造成殘缺,有的僅是缺卷、缺冊,經過抄配,仍能補全;有的殘缺過甚,只能作為他書的配本。一般說來,殘本較足本的價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較多、流傳較廣、年代較晚的古籍版本。
稀見本,刻印較少,流傳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誌,歷代族譜、家譜,均不多見。
孤本,世所僅見的古代圖書,往往不見於諸家著錄,如明《永樂大典》。國內僅存一部的書則可稱為「海內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選》。
珍本,寫刻年代較早,流傳很少,研究價值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內府寫本,有史料價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嚴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後含義漸廣,包括刻印較早、流傳較少的各類古籍。由於歷代藏書家中,善本肯定是舊本,那些抄寫、刻印年代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書家丁丙在其《善本書室藏書志》的編例中,規定收書范圍是:1.舊刻、2.精本、3.舊抄、4.舊校。他按照那個時代的標准,將舊刻規定為宋元版書,精本為明代精刻。依據這一劃分,隨著時間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後移。民國時期,明刻本漸漸進入舊刻行列,20世紀中期以後,乾隆以前刻本全都變成了善本,甚至無論殘缺多少,有無錯訛,均以年代劃界。實際上,真正的善本仍應主要著眼於書的內容,著眼於古籍的科學研究價值和歷史文物價值。1970年代末,《中國善本書總目》開始編纂,在確定收錄標准和范圍時,規定了「三性」、「九條」,這應該是對善本概念的一個完整周詳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寫的圖書。
(2)明代刻印、抄寫的圖書(版本模糊,流傳較多者不在內)。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傳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國及歷代農民革命政權所印行的圖書。
(5)辛亥革命前在學術研究上有獨到見解或有學派特點,或集眾說較有系統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時期,某一領域或某一事件資料方面的稿本及較少見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學者批校、題跋或抄錄前人批校而有參考價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國印刷技術發展,代表一定時期印刷水平的各種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較精版畫的刻本。
(9)明代印譜,清代集古印譜,名家篆刻的鈐印本(有特色或有親筆題記的)。
⑵ 語言學為什麼研究古籍文獻有哪些研究方法舉例說明。
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是一門語言學的分支學科,研究社會的各層面對語言運用的影響,包含文化准則、社會規范或情境.
有人亦把後設語言學(metalinguistics,亦作「元語言學」)歸類為社會語言學的一部分.
研究范圍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是語言的社會本質和差別,以及他們的社會因素.在傳統的語言地理學中也有相同的研究,但是自社會語言學出現以後,這些內容都算做社會語言學的范疇了.
對社會本質的研究包括:
* 語言的社會本質的特點及其規律
* 語言、意識、社會在起源上的相互關系
* 民族語言和民族形成的關系
* 民族共同語的形成與社會發展的關系
* 語言演變與社會演變的關系
對語言差異的研究包括:
* 標准語與方言、行話的差異o 發音差異o 用詞差異o 地位差異* 同一語言在不同國家、地區以及社會所產生的差異
⑶ 關於古籍文物常識
鑒定古籍版本對收藏者的意義重大,版本學是從書籍的字體、紙張、版式、刀法、墨色、刻印、題跋、批稿、印章等方面來研究圖書版本的,在鑒定一部比較完整的古籍(即全文、序跋、版式、刻工姓名等都具備)的情況下,所審閱、考察和判斷的古籍版本不僅是文獻,也是文物。鑒定版本是一項實踐性、經驗性較強的技術工作,其實質就是要熟悉舊書,熟悉版本,從而能舉一反三。學習版本鑒定方法最好是多看、多比較、多實踐,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紙上談兵是永遠行不通的。還要懂一些金石學、印章、目錄學的知識,筆者對古籍版本研究已有10多年了,收藏各種宋、元、明、清、民國版本達500多冊。
在長期實踐中,筆者逐步掌握了鑒定古籍版本的一般規律,形成一套鑒定的程式,每當鑒定一種版本,我首先要揭開卷首看一看,從字體、版式、紙張的特點來判斷一下,是何朝何時所刻,也可以從書名、編著者、校訂人的姓名來作參考,心中有了底,再考證真偽,詳看序跋、目錄、卷末、書尾,查找有無牌記、封面、刊工姓名等。我的鑒定經驗是:
字體鑒定。不同年代、不同地區刻本字體都有不同,如北宋早期多用歐體,瘦勁清秀,豐厚淳樸。南宋刻字多用柳體,工整有力。金代多用柳體。元代初期似宋,後仿趙孟兆頁體,流利活潑,柔軟圓潤,官家刻本不惜重金,故字體工整漂亮,而書坊以刻書營利為目的,貪多求快,字體多惡劣粗俗。明刻本保留元末遺風,自嘉靖年起變化成一種橫平豎直、橫細豎粗、直挺整齊嚴謹的長方形字體,清刻本多為仿宋體,尤顯柔美、秀麗,令人耳目一新,但以後字體變得呆板,字行密集如塗鴉一片,很不雅觀。
版式。北宋早期多白口,後期左右欄,版心為刻工姓名和字數,南宋四周雙欄,元代也是如此,只是魚尾多,行間更窄,書口更闊,明初刻本多承元刻版式,內府刻本字大行疏,獨具一格。正德以後仿宋版格式,並且出現毛氏汲古閣刻本的名家雕刻版本,清武英殿刻本最好辨認。
印紙。書坊刻本大多用價格低廉的劣質紙印書,官家刻本紙張要好一些,宮廷刻本印紙更好,要分清竹紙、棉紙、麻紙、皮紙的不同,宋刻本主要用麻紙和竹紙,白棉紙印本是嘉靖刻本的特點,萬曆多用竹紙、黃棉紙,清代刻本印紙繁多。
墨色、刀法。宋代刻印書籍,用墨比較講究,墨色濃厚似漆,字黑紙白,十分顯眼,宋版刻工刀法較精細認真,筆劃不苟。元版墨色較混,刀法生硬而無力,明代一些仿宋刻本,形似原版,細加比較,差強人意。
裝幀。宋代書籍主要是蝴蝶裝,少有施用裝,南宋出現色背裝,流行於明嘉靖、隆慶時,至萬曆開始廣泛用線裝形式。
序跋、版記、避諱字。看序跋作者查年代,看版記知坊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各個朝代的皇帝姓名都有避諱。
題跋。藏書印章,題跋內容較廣,清代很多藏書家,精於版本鑒定,經驗豐富,見多識廣,他們的題跋多有百年之論,可供後人參考,藏書印章是藏書家鈐印在藏本上表示所有權和鑒定意見的信物,以及藏書印章。
行款字數。偽本的鑒定,如宋嘉定刻本為半頁7行,行15字,小字雙行,宋代黃善夫刻本為半頁10行,行18字,注文雙字,行24字,四周雙邊,左有耳,耳記篇名。
綜上所述,古版本的鑒定較為復雜,以上只是筆者收藏古籍版本的一些初淺體會,供藏友參考
⑷ 四庫全書是什麼時候的 有何歷史意義
四庫全書是乾隆時期的,歷史意義是:對中國古典文化進行了一次最系統、最全面的總結,呈現出了中國古典文化的知識體系。
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初稿完成,乾隆五十七年全部完成。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庫全書》,下令分別藏於全國各地。
先抄好的四部分貯於紫禁城文淵閣、遼寧沈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北四閣。
後抄好的三部分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南三閣。《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對中國古典文化進行了一次最系統、最全面的總結,呈現出了中國古典文化的知識體系。
《四庫全書》可以稱為中華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中國文、史、哲、理、工、農、醫,幾乎所有的學科都能夠從中找到源頭和血脈。
(4)為什麼要研究古籍的成書時間擴展閱讀:
《四庫全書》突出了儒家文獻和反映清朝統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獻,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經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
輕視科技著作,認為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是異端之尤,可以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除了農家、醫家和天文演算法類收錄少數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錄的。
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於批評儒家思想的文獻及戲曲和通俗小說如宋元雜劇、話本小說、明代傳奇等。
⑸ 語言學為什麼研究古籍文獻有哪些研究方法舉例說明
古典語言學起源於古代中國、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臘。在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17世紀的西方古典語言學研究中,定性研究佔主導地位,實證研究比較少。此階段,對語言的研究集中於對「詞法和句法范圍內的個體語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語言現象時,研究者的哲學理念和主觀分析佔主導地位。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學性,但是正是這些哲學理念促進了語言學理論的發展,加深了人們對語言這個交際工具的了解。
最初的希臘語法是通過辯論產生的,在對語言進行詳細的觀察和描述後,他們把語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後把詞歸類,進而探討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類語言的關系。中世紀出現的思辨語法(speculative grammar )開始對句法進行探討,並對詞類的功能進行了描寫。
與此相呼應的是我國「語文學」研究階段,此階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國文學家所從事的考據學作為方法論的總原則,用訓詁、勘校和資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對語言和歷史進行考核和例證的歸納,從中得出結論,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定性研究。」[4]古典語言學時期的研究方法以規定為主,在推導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2. 歷史比較語言學時期的研究方法
經過古典語言學時期的積累,19世紀語言學研究進入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時期。19世紀蓬勃發展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深深地影響了語言學研究。語言學研究不再局限於辯論以及對具體句法和詞類功能的描寫。受哲學,生物學和人類學的影響,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學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們試圖找出語言的原始結構並且認為人類的語言與生物體一樣,有其譜系發展歷程。基於這樣一種設想,歷史比較方法是此時期語言學研究採用較多的方法。很多學者通過對語言的實地調查,搜集了大量資料;系統地研究一種語言的總體結構,而不是具體的幾個句子或詞彙,來與另一種語言進行比較。通過系統的比較同一種語言的歷時發展以及不同語言之間的異同,畫出了語言的譜系分類。在收集了諸多語言的語料基礎上,對這些語料進行對比分類,區分出語言的基本類型。
3. 現代語言學時期的語言學研究方法
現代語言學時期即指在語言學的發展歷史上從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理論到喬姆斯基1957年轉換生成語法提出這樣一段時間。經過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語言學的發展有了自己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1916年《普通語言學教程》的發表標志著現代語言學的開端,描寫的方法開始在語言學研究中占統治地位。索緒爾之後的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以及美國結構主義學派秉承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衣缽,對語言進行了較為細致的研究。布拉格學派側重於語言功能的研究,對語音和音位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和歸類;哥本哈根學派則側重於語言結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美國結構主義學派採用分布和描寫的方法對語言的句子進行了詳細切分和描寫。
4. 當代語言學時期的研究方法
1957年,喬姆斯基《句法結構》的發表標志著語言學的研究進入當代語言學時期。喬姆斯基認為對語言學的研究不能局限於語言的表層結構,而應該專注於其深層結構。喬姆斯基試圖採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導人類大腦語言的產生機制,語言學的研究開始和數學及生物學聯系起來。
喬姆斯基一反傳統的以歸納為主的研究方法,其對語言機制的研究以演繹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為了描寫而是為了解釋。他要「通過研究人類語言為人腦的特定結構建立一個解釋性的理論模型」[1,p9]。基於構建理論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轉換規則,在此規則上,各種有標記特徵的詞進行轉換和推導。「語言的詞彙好像公理系統的初始元」[1,p9]而後在這些初始元的基礎上進行演算,進而形成公理。
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理論不僅充分使用了數學和生物學的術語,而且系統運用了數學和生物學的研究方法,使語言學的研究更加科學化。「喬姆斯基的具體研究方法主
要有:比較歸納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較歸納法(comparison)首先對語言體系中同一句法構建現象進行比較,然後進行歸納。例如首先對談話者的語言進行觀察,而後概括出最簡規則。如喬姆斯基通過對語言的觀察提出了短語結構規則、轉換規則、語素音位規則等
⑹ 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 30年代初的聞一多先生為什麼要潛心研究古代典籍
為了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葯方。
聞一多說過:「我之所以研究古文學,就好比一顆魚雷,只有鑽進它的深處才能徹底毀滅它。」
聞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聞家驊,字友三,生於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中國現代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摯友,新月派代表詩人和學者。
1912年考入清華大學留美預備學校。1916年開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系列讀書筆記。1925年3月在美國留學期間創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 1932年聞一多離開青島,回到母校清華大學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雲南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⑺ 《山海經》成書於什麼時期有什麼作用呢
《山海經》約成書於秦之前,但是到後期秦漢時期又有一定的補充,所以他的成書並不是某一個固定的時間段,它在不斷的補充,在這本書中涉及到了當時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像地理、宗教,動植物以及醫療方面都有一定的記載,所以它可以被我們理解成是博物之志,它在其中不僅是包含了大量的神話,而且在其中也有很多古典知識的記載,這更值得我們學習。
《山海經》是我們最珍貴的財富,我們要保留下來,我們要研究它,我們更要學習借鑒它。
⑻ 語言學為什麼研究古籍文獻
語言學研究古籍文獻,理所當然。
⑼ 古籍版本按照刻書時間有哪些分類呢
古籍,是指未採用現代印刷技術印製的書籍。圖書在古代稱作典籍,也叫文獻,兼有文書、檔案、書籍三重意義。隨著時間的進展,將記事類文件加以編排,供人閱讀,並達到傳播知識經驗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圖書,圖書的內容日益增多,載體趨向多元,製作技術不斷改進,為了方便閱讀,產生了「簡冊」、「卷軸」、「冊頁」、「線裝書」等不同的裝幀樣式。「古」是相對於「今」而來的,未採用現代印刷技術印製的書籍,皆可稱之為古籍。
當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文字刻寫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藉以記錄知識、傳播思想,圖書才開始出現。在《中國古籍編撰史》中提出圖書必須具備以下六個構件:
知識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質載體;
文字製作技術;
裝訂形式。
以這六條標准來衡量諸多圖書起源的幾種說法:「陶器說」過分強調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無的裝飾品;「河圖洛書」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話傳說,不足為憑;甲骨、青銅、石刻均不能稱之為圖書。
先解釋「古籍」的「籍」。「籍」在這里就是書,「古籍」是古書的雅稱。什麼樣的東西才算書,殷商時龜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後刻上去的卜辭,並未構成書。商周時青銅器上的銘文即所謂「金文」是王公貴族們對鑄器緣起的記述,盡管有時為了誇耀自己的功勛,文字很長,但其性質仍和後世紀功頌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書。中國殷商時已開始在竹木簡上寫文字,《尚書》的《多士》篇里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冊」的古文字就像兩根帶子縛了一排竹木簡,「典」則像以手持冊或將冊放在幾案上面。但這種典冊在殷商時仍不是書,而只是詔令之類的文字,保存起來猶如後世之所謂檔案。到西周、春秋時,檔案留下來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時人做了不少四言詩,草擬了貴族間各種禮儀的節目單或細則;還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辭、爻辭;春秋時諸侯國按年月日寫下來的大事記即「春秋」或「史記」。這些,都歸祝、史們掌管。其中除大事記是後來史書的雛形外,其餘所有的仍都沒有編成書,只能算檔案,或稱之為文獻。到春秋末戰國初,學術文化從祝、史手裡解放出來,孔子以及戰國時的學者才把積累的檔案文獻編成《詩》、《書》、《禮》、《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講解。這些教材叫做「經」,講解經的記錄編寫後叫做「傳」或「說」,經、傳、說以外的記載叫做「記」。同時,戰國各個學派即後人所謂先秦諸子也有不少論著,並出現了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專著。這些經、傳、說、記和先秦諸子論著、科技專著才是中國最早的書,最早的古籍。《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最早的書也就是這一批古籍。以後收入列朝公私書目屬於經、史、子、集的各種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認為古籍。
⑽ 語言學為什麼研究古籍文獻有哪些研究方法舉例說明。
據網上搜索知:語言學是以人類語言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探索范圍包括語言的性質、功能、結構、運用和歷史發展,以及其他與語言有關的問題。
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客觀存在的語言事實,包括現代的語言和古代的語言。例如對《詩經》的研究中,不但可了解古人如何運用文字,運用語言敘事抒情,還可了解到許多現在已經消失或者不常接觸的植物名、動物名、生產生活方式、重要的祭祀活動等等;面對一個詞語或者成語,除了現今的意思和用法,還可以知道其來源、典故等。事實證明語言學的研究是引領人們了解歷史,思考未來語言發展的明燈。
學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種學科引進語言學,把語言學引進別的學科的指導方法。即立足語言學,與其他學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際交流,尤其表現在方法的借鑒與習得上。這個方法的特點是多種方法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如融會語言學上的共時描寫法、歷時分析法、社會學上的社會調查法、階層分析法,以及其他學科的統計法、歷史研究法等等。這一研究方法的領域十分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