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邦为什么不一样

㈠ 古希腊的城邦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有什么不同

诸侯国名义上依然是周朝的臣属，周天子不管有没有实力，但是他名义上依然是天下共主。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些大夫虽然实际权力上，已经控制了土地、人口和军队，但是依然要向周天子要求封赏，才能是实至名归的诸侯。
古希腊城邦就不一样了，城就是邦，一座城管辖范围就是国家，邦里面再分领主。城邦之间有实力差距，也会有臣服的情况出现，比如阿伽门农就曾将古希腊都联合起来建立联盟进攻特洛伊，但依然只是个联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㈡ 希腊城邦制度与中国古代春秋时代小国林立的性质有什么不同

首先先确定两个概念。古希腊“城邦”（city-states）是指在希腊半岛上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包括周边农村的小国，当然也有一些城邦根本没有城市（如斯巴达）；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是周天子分封出去的附属国。

它们主要的相同点就是都是城邦国家，都是小国寡民，都没有形成稳固的中心，都是部族融合的产物。
它们性质上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起源不同：古希腊城邦是一些部落联合的产物，例如雅典就是由阿提卡半岛上四个爱奥尼亚人部落联合而成的，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一些多利亚人部落通过“来库古立法”聚集成的城邦国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是西周时期由周王分封的，甚至带有西北地区的周族向外扩张建立殖民据点的性质（如齐国、鲁国、燕国、卫国、晋国、曹国、蔡国及“汉阳诸姬”等）当然也有一些蛮族政权如楚国、徐国、吴国、越国是自行立国后得到周天子承认的，但无论是华夏国家还是蛮夷国家都是周天子承认了才具有合法性的。
②政体不同：古希腊城邦政体是多元的，仅我们现在所知（据柏拉图《理想国》）就有王政（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寡头制、僭主制五种，亚里士多德则把它们分成三种正常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和三种变异政体（僭主制、寡头制、多数人暴政）共计六种，中国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无一例外是带有贵族制色彩的君主专制。
③国际关系不同：直到希波战争前（准确地说是公元前478年提洛同盟成立前）古希腊城邦相互之间是平等的（至少名义上如此），没有一个所谓的“天下共主”，各国完全独立自治，连殖民地城邦都是完全独立于母邦的（如普拉提亚独立于底比斯，叙拉古独立于科林斯，他林敦独立于斯巴达）；中国春秋时期诸侯国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地位不平等（如宋是公爵国，晋、齐、鲁是侯爵国，郑是伯爵国），名义上还有一个“天下共主”周天子（虽然周王实力已经衰落，无力控制各诸侯国，但是周国仍是惟一的王国，周王是华夏世界惟一的王，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④文化认同不同：古希腊城邦文化虽然是多元的，但是都说希腊语（方言有差异，如北部和斯巴达操多利亚方言，但都属于原始希腊语支），都用希腊文（来源于腓尼基字母），都参加奥林匹亚运动会，都尊奉众神之神——宙斯（各国保护神则有差异，雅典的保护神是雅典娜女神），共同认同希腊文化；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内部分为华夏和蛮夷两个体系，华夏指奉行周礼、承认周天子为共主并说“夏言”者，蛮夷指不行周礼、不承认周天子为共主且有自己语言者（如楚、吴、越、中山、狄、巴、蜀、庸、徐、淮夷等，秦虽然承认周天子为共主，但是不行周礼、不用“夏言”，有自己语言文字，所以还是春秋时期“戎狄”）。
⑤经济形态不同：古希腊城邦受地理条件（多山，平原面积狭小，气候为水热异期的亚热带地中海气候）限制，农业不太发达，经济形态多样，如雅典的黄金时期伯里克利时期经济支柱是商业、造船业和建筑业，底比斯长期以加工工业作为支柱，科林斯主要依赖海上贸易，斯巴达、马其顿以农业为主；中国春秋时期各国全部以农业为主，只有齐国在管仲任相时期进行过改革，发展过渔业和商业，但支柱仍是农业。
⑥前途不同：古希腊城邦林立，且相互平等，完全独立自治，各国人民对自己城邦的认同度大大高于对希腊整体的认同度，古希腊哲学家甚至认为一个城邦疆域不能太大（最好不超过1000平方公里，斯巴达、雅典那种实在太大了），人口不能太多（1万到10万最合适），愿意维持小国寡民的生活，最终希腊人热爱独立、自由毁掉了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统一希腊的梦想，只是后来被马其顿鸭子才不得不接受统一，但“继业者战争”后又分崩离析；中国春秋后期已经有“大一统”思想萌芽，而且春秋后期的改革已经有加强君主集权的趋势，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剩下的诸侯国疆域都比较大，战争的主要目的由争霸转向战国七雄的兼并，“百家争鸣”更是使“大一统”成为共识，最终走向了统一。

㈢ 同属古希腊城邦，雅典和斯巴达的妇女地位，为何有如此大差别呢

在古希腊，或者具体来说雅典城邦，女性的地位是双重的、矛盾的。一方面，她们不享有男性的政治权利，无法参加公民大会，亦不可以参选大部分公职（只有极少数专为女性设计的职位）。另一方面，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却可以多多少少抵消一些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劣势。一部分女性可以凭借她们在经济以及家庭背景的优势，对丈夫的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休掉”丈夫。斯巴达女性的地位确实相当高。这个地位高主要体现在财产上。斯巴达在所有希腊城邦中，是唯一一个妇女有权继承财产的城邦。

㈣ 古希腊的城邦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有什么不同

1,希腊城邦始终以独立的政治单位,分立于希腊古典世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则逐渐走向统一的帝国.
2,希腊城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农、工、商并重；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家则大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
3,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共和政体,王权衰微,有的城邦甚至建立了比较发达的民主政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王权日益强大,最后发展成为君主专制制度.
4,体系、性质不同.城邦之间是联盟性质而非统一政体,没有统一的上级政治体系,而春秋战国局面形成前就存在统一“天下”的观念,并且存在周礼的维系.

㈤ 希腊城邦有什么特点

希腊城邦的形成及特点 在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450 - 1100年）被希腊半岛北面的部族攻占后，由于整个古希腊没有能统一全希腊的领袖，因此古希腊长达300年的的黑暗时代开始。在黑暗时代里，古希腊人大多聚居在被山岭分隔的细小村落里。至公元前800年，各个村落逐渐发展为拥有各自政府和军队的城市，就像一个独立的邦国，所以历史学家称它们为“城邦”。城邦的兴起，标志着古希腊文明（公元前800 - 146年）的开始。古希腊的150个城邦中，雅典（Athens）和斯巴达（Sparta）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城邦。 一个城邦至少包括卫城、市集、庙宇，以及给男人用作浴场和体育训练场的“天体场”。城邦是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但城邦公民可住在乡郊，不一定住在城邦内。在城邦内居住的除了城邦公民，还有外邦人和奴隶，但只有公民才具有政治权利，公民身分则一般由出身决定。每个城邦都有其特定的庇护神、庆祝的节日，不同城邦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也各有不同，较有名的城邦包括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很多现代西方语言中的“政治”一词，即来自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意思是城邦的事务。

㈥ 古代希腊城邦政体有哪几种形式它们各具什么特点

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 在以上的叙述中，盛行于希腊城邦的自治自给这两个要素，已经跃然可见了。这些自治与自给的城市国家的政体会摆脱血族基础，转而以契约为基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脱因比（Toynbee）说： “海上迁移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情况：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与财产、技术、制度与观念——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是物质的——只要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在航程终了打开包裹的时候，有许多东西会变成饱经沧桑的，另一种丰富的新奇的玩意了。…… “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着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一艘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这一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 “跨海迁移的另一个显着的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这种制度大概是一种没有分化的社会生活的最高表现，它这时还没有由于明晰的社会意识而在经济、政治、宗教和艺术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组织形式。……”（Toynbee，p，129） 脱因比在这里用“萎缩”一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知道，殖民城邦并不是没有“氏族”（Clan）和“族盟“（Phratries）这一类组织，而且大家知道它们的政制基本上是贵族政治。氏族、族盟、贵族，这一切好像都是部族国家原有的东西，但是稍稍考究它的内容，就知道相同的不过是名称，内容已经完全变了。 下引格尔顿乃尔（Gardener）阐释是说明雅典的氏族和族盟的。雅典位居希腊本土，格尔顿乃尔文中所说“大移民”是指古老的亚该亚人进入希腊而言，那次移民究竟是否已经把血族关系的族盟改变成为“战友关系”的族盟，不妨存疑，但是用来解释希腊人海外城邦中的族盟，似乎是十分恰当的。 “在历史时代，阿提卡按照一般希腊国家共同采用的方式，把它的公民居民分配于十二个族盟或“兄弟集团”（Brotherhoods）之间。这些族盟看来起源于自愿的结合，首先由于战争中的伙伴关系组成……在大移民以后比较安定的时代，它……长期保存了下来，它的成员，在保卫生命和财产中要互相合作…… “……可以肯定，氏族并不是族盟的组成部分。通例，每个氏族的成员并不全部属于同一个族盟，而是十分无规则地分布于多个族盟之中的…… “所以，氏族是私人性质的宗派组合…… “氏族的真正性质是不难找到的。在早期社会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离开来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贵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产的所有主最终结合成为贵族阶级，于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贵族的组织，……氏族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维护名门和豪富的世裔……”（格尔顿乃尔：《早期雅典》，第111卷第23章，EarlyAthens，byGardeller，ch.23，vol.IIIc.a.h） “原始社会萎缩”必定会使新的殖民城邦采取不同于在血族基础上长成的部族王的制度。按脱因比的说法，新制度的原则，要“以契约为基础”。 “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们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这时……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Toynbee，P.132） 说到“以契约为基础”，我们不免想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脱因比之采用“以契约为基础”这种说法，显然也是有卢梭存在心中的。然而我们决不可以把古史现代化。希腊殖民城邦政体虽势必不能不以契约为基础，初期，他们还不能不采用他们所熟悉的王政形式，从王政向前演变，第一步只走到贵族的“权门政治”，达到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㈦ 为什么古希腊城邦与春秋战国诸侯国发展趋势不一样

经济基础不同，希腊以贸易经济为主，贸易发达，人们很早就接受了人人平等，独立自主的观念，所以希腊发展的趋势是独立的民主政治。中国是农耕经济，小农经济的脆弱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保证农耕经济的发展，修建水利等。所以中国的趋势是同意。
地理因素：希腊多山多河，各个城邦比较独立，小国寡民。中国多为平原（战国时）大川，较为适合进行统一战争

㈧ 古希腊为什么那么多城邦

这和古希腊的城邦自治制度有关系，古希腊人向往平等，自由，民主，反对强权专制。古希腊提倡联邦制，所有城邦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凡大事小情，一律通过协商投票解决。这种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邦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城邦之间的团结。但是，一旦城邦之间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就会相互扯皮，一盘散沙，致使最终决策无法形成。尤其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容易被各个击破。最终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在强大的外敌入侵下，被彻底粉碎。但是古希腊的这种地区自治的政治制度，在西方国家中广泛流传，一直延续到现在。

㈨ 希腊为什么是城邦制的国家，为什么没有统一

你可以去阅读一下易中天先生写的《帝国的终结》很不错的。 希腊半岛地形很零乱，没有大片的平原，只有很多小的谷地，山坡地最多，最多是海岸和海湾.正因为这样的地形,才会形成大大小小的城邦.

城邦的形成

古风时代，在荷马时代形成的各族分布范围内，先后建立了奴隶制城邦，共达二百多个。在北希腊、中希腊西部、南希腊北部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北部，伊奥利亚人建立了很多城邦，其中重要的有底比斯、达尔斐等。在中希腊东部的阿提卡半岛、优卑亚岛、爱琴海中部的岛屿直到小亚细亚西岸的中部，爱奥尼亚人建立了很多城邦，着名的有米利都、爱非斯、卡尔息斯和雅典。在南希腊的南部和东部、克里特岛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南部，多利亚人建立了斯巴达、亚哥斯、科林斯和麦加拉等城邦。在古代希腊，城邦（polis）就其政治意义而言首先是指高于家庭、村落、部落之上的特定人群的联合体，即公民集体。这些城邦往往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的若干村落，其特点之一是小国寡民。希腊城邦小者如厄齐那只有100平方公里，较大者如斯巴达，其领土也只有8400平方公里。雅典是2550平方公里，当其全盛时代，居民共约40万。

希腊各城邦形成的初期阶段，氏族贵族独占政权。他们为了巩固其特权地位，利用和改组氏族部落的机构：从氏族贵族中选出执政官或类似的官员；大力削弱民众会的权力，使它成为单纯地从贵族中选举官员、形式地表决贵族提议的机构；一切权力集中到由议事会转化而来的贵族会议那里。氏族贵族统治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还带有氏族制度的残余。氏族部落组织、氏族血缘关系的影响还延续很久。农村公社或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氏族制度的残余在习俗和宗教上也有保留。氏族贵族常常利用这些氏族制度残余为自己服务，从而阻碍着国家的进一步形成。

贵族政治在一些城邦中并未长久维持下去，有的城邦，如雅典由于平民反抗贵族斗争的胜利，贵族政治为僭主政治所代替，最后达到奴隶主民主政治。有的城邦，如科林斯则由贵族政治经过僭主政治转变为寡头政治。只有斯巴达，政权长期保持着贵族政治的形式。

希腊的城邦，就其形成的方式或途径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氏族部落经过自发的、长期的解体过程，国家从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直接产生出来，雅典是这类城邦的典型。二是具备了国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通过奴役被征服的居民，从而缓解了征服者内部的矛盾，征服者本身的氏族部落组织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对抗中转变为国家机构，斯巴达就属于这类城邦。三是通过殖民活动形成的城邦。

殖民城邦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开展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其范围涉及黑海沿岸并扩展到西部地中海。这是奴隶制城邦占土地、建新邦的海外殖民。参加殖民的城邦共有四十多个，建立殖民城邦一百三十多个。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常见的是因为人口增加、耕地有限，过剩的人口只好到海外去寻找生存空间。有的是由于土地兼并，破产失地的农民到海外另谋生路。也有的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遣送出国或安插于外者。殖民者到达目的地后，立即赶走或奴役当地土着居民，分配土地，推行奴隶制剥削方式，建立起新的城邦。这类城邦一般实行母邦的政治制度，但在政治上不依附于母邦，而是独立的。

经过大殖民活动，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西地中海北岸、黑海沿岸等地建立了许多新的城邦。较重要的有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意大利的他林顿和叙巴里斯，高卢南部的马赛利亚，爱琴海北岸的波提底亚，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黑海南岸的西诺普等。

这些殖民城邦，在促进希腊经济和文化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它们加强了希腊各邦和海外各地的商业联系，为希腊接触并吸收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文化提供了方便（在这一时期希腊人袭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字母文字）。当然，希腊殖民者对土着居民的劫掠、奴役和屠杀，也给殖民地原有居民和周边居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㈩ 比较雅典和斯巴达两城邦（古希腊）的差距，并从地理角度分析原因。

简而言之
斯巴达 寡头政治 崇尚武力，战争
雅典 民主政治 崇尚科学，和平

相同点：都是古希腊奴隶制城邦，都实行奴隶主专政。

不同点：雅典是个近海国家，经济以工商业为主、文化学术发达，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斯巴达是个内陆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尚武，注重军事训练，由少数奴隶主贵族专政。

斯巴达和雅典是古希腊城邦国家中最强大的，但斯巴达和雅典属于不同类型的城邦：两者虽都是奴隶主统治的城邦，但斯巴达是贵族寡头专政的军事大国，被统治者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而雅典随着社会的发展，平民上层（富商、船主和手工业作坊主）参政机会不断扩大。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成为着名的奴隶制共和国。

雅典是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历史古城。相传希腊古时候，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赛顿为争夺雅典的保护神地位，相持不下。后来，主神宙斯决定：谁能给人类一件有用的东西，城就归谁。海神赐给人类一匹象征战争的壮马，而智慧女神雅典娜献给人类一颗枝叶繁茂、果实累累、象征和平的油橄榄树。人们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结果这座城归了女神雅典娜。从此，她成了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因之得名。后来人们就把雅典视为“ 雅典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嬗传至今，构成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部分。雅典在数学、哲学、文学、建筑、雕刻等方面都曾取得过巨大成就。大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大悲剧作家爱斯奇里斯、索福克里斯和幼里披底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雅典从事过研究和创作活动。酷爱和平之城”。
希腊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古时候，希腊人把体育竞赛看作是祭祀奥林匹斯山众神的一种节日活动。公元前776年，在距离雅典约300公里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村举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运动会，以后每四年举行一次。为纪念奥林匹亚运动会，1896年在雅典举行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运动会虽改为轮流在其它国家举行，但仍用奥林匹克的名称，并且每一届的火炬都从这里点燃。

雅典是希腊全国科研和文化的中心，最高科研机构雅典科学院、着名的雅典卡博季斯特利亚斯大学、雅典国立麦措翁工学院都设在这里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和阶级斗争（20031111）
廖学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对于古代雅典各种政治机构、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学者们已作过多方面的研究(1)，但是，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以及阶级斗争对民主政治的形成有何影响这样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本文的目的侧重于探索雅典民主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早期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资料和学力的限制，笔者只是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作为古代希腊城邦政体之一的民主政治，在古代雅典得到了最高度的发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只能到雅典这个公民集体的历史的特殊性中去寻求。雅典民主的发生、发展和雅典公民集体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作为政体的民主政治是城邦内部公民不同阶层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的集中表现，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并受它制约的。雅典城邦的发展和变化又是在古代希腊的特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中进行的。

在早期阶级社会中自发产生的雅典民主，受当时特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2)的制约，从萌芽到确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时发展迅速，有时显得停滞。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赋予全体公民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力开始，到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特斯改革使雅典的政治权力真正由经常召开的全体公民有权参加的公民大会完全掌握，前后计100余年。在这期间，卓越政治家们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活动和人民群众追求切身利益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氏族贵族出身的新、旧势力代表人物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与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变革相互连结。而这个时期雅典历史发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民主政治前进的步伐，与本身从事劳动的以农业或工商业谋生的公民中的中小所有者，即第三和第四等级公民真正成为雅典经济、军事和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是一致的。

梭伦改革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通过废除公民集体内部的债务奴役，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措施，调整了公民集体中不同阶层的相互关系，使得以前由于贫富分化日益剧烈而分崩离析的雅典公民改变了发展方向，逐渐转向扩大公民人数、协调不同阶层利益，加强内部团结、共同对外的轨道上来。债务奴役的废除，使为数众多的中小所有者，首先是农民，摆脱了沦为奴隶卖往异邦的厄运；同时，又使雅典走上只能靠剥削来自外部的奴隶发展奴隶占有制经济的道路。

梭伦改革这一历史事件的出现，首先是面临沦为奴隶的悲剧处境的农民群众向当时采用奴役贫困的公民的办法发展自己的经济的氏族贵族积极斗争的结果。农民和公民集体中的其他中小所有者反对氏族贵族的斗争，首先是他们籽不使自己沦为奴隶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这是当时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从此以后，普通公民群众维护切身利益的斗争，一直是推动雅典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梭伦以斗争双方仲裁人的身份通过立法而一举消除了公民集体人债务奴役，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富有早期阶级社会的时代特色。由于还存在原始社会血缘关系的强大影响，又因各寺历史发展不平衡而有藉奴役来自外部的奴隶发展奴隶占有制经济的可能，在公民集体内部，富有的奴隶主和一般中小所有者基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斗争，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达成妥协，暂时取消债务奴役。当时在希腊日渐完善的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公民制的发展，也是促成公民集体中不同阶层团结一致对外的重要因素。(3)

梭伦改革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鼓励公民发展生产，既发展农业，又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使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能自力谋生，并且在财产增加的情况下提高政治地位，这无疑是延缓财产分化、增加公民之间的团结、保障公民集体的凝聚力和稳固性的重要条件(4)。

庇西特拉图家族先后30多年的僭主统治，从维护雅典公民的政治权利方面看，显然有所倒退，因为僭主凌驾于公民大会之上。但从历史后果方面看，僭主们在雅典的统治，客观上是促进了雅典公民集体中第三和第四等级的发展，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政治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条件。他们推行的削弱氏族贵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促进雅典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加强以雅典城为中心的整个雅黄城邦在各方面的统一和扩大雅典与外界联系的种种措施，使雅典的经济发展走到了希腊各邦的前列，特别是使雅典的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公元前510年僭主被推翻后斯巴达对雅典的武装干涉和雅典国内政局的一度混乱，使雅典广大公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氏族贵族的政治势力和争权夺利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的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大大削弱了氏族贵族的政治影响，扩大了雅典公民的队伍，保证了所有公民，特别是第三和第四等级的公民能够空前积极有效地参加雅典的政治、军事和社会活动，使雅典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不管克利斯提尼的主观动机如何，他提出的改革方案之所以顺利执行，就是因为广大公民群众支持改革，并且从这种改革中得到实际利益。

希罗多德谈到的庇西特拉图数度掌权的一些戏剧性情节和克利斯提尼倒向民众方面的动因，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5)，雄辩地说明，人心的向背对出身于氏族贵族的政治活动家的行动有决定性影响。在还不存在脱离公民群众、高居于公民集体之上的强大武装力量和官僚机构，而公民是军队主力的情况下，事情必然如此。

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不久，雅典就因支持伊奥尼亚希腊人民反抗波斯统治的斗争而与强大的波斯帝国发生了日益剧烈的冲突。在反抗波斯侵略这一关系国家存亡的严重斗争中，雅典公民集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内部发生了深刻变化。

正是在这个时期，公民集体内部各阶层团结一致对外的思想认识大大加强了，富有公民和一般公民之间形成了比较融洽的关系。从公元前5世纪9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特米斯托克列斯的政治活动得到了公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便是这种融洽关系的体现。没有公民中不同阶层的广泛团结，建设海港，大规模地营造战舰，两次全民大撤离，突击修建城墙，等等，都不可能那样顺利地进行。由富人支付财物的公益捐献制度，也不可能得到重大发展。(6)

正是在希波战争的过程中，对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雅典公民集体中的第三和第四等级的力量，得到巨大发展。从公元前6世纪雅典占领萨拉米斯岛后开始实行的军事殖民制度，随着雅典在希波战争中从防御转为进攻而得到很大发展；包括造船业在内的工商业、海军、市政建设的发展；这一切都既有利于第四等级，又对第三等级以及富有公民有利。由于雅典拥有发展海上力量的天然有利条件，它的对外扩张主要依靠海军进行，军事殖民制度与海上力量优势密不可分，因此，在其兴盛时期，公民中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的力量同时得到发展。这是雅典历史的一个显着特点，又是决定雅典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既不单纯是适应与工商业有联系的公民集团的利益要求，也不单纯是由于工商业得到发展的结果。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整个雅典公民集体的利益所要求，也只有公民的不同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才可能实现。

从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对公民必须积极参预政治的论述和伪色诺芬关于普通群众赋予国家力量而又乐于让富人担任城邦要职的说法(7)，可以清楚地看出雅典公民集体一定的利益一致和不同阶层相互依存的关系。埃菲阿尔特斯能够通过和平方式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大部分权力，使公民大会真正掌握国家的最高决策，也说明实现民主政治是当时雅典城邦发展所必需，在公民集体内部并不存在强大的反对势力(8)。

在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上半叶的雅典，如果不是整个公民集体的利益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民主政体就不可能确立。在实行直接民主、公民大会的参加者同时又是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如果公民大会不能体现大多数参加者的意志，它就无法存在，无法工作。

希波战争大大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9)，提洛同盟的建立和演变给雅典民主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印记。

在存在奴隶占有制剥削关系的国际环境中，在小邦林立的情况下，维护国家的独立是保证全体公民免遭奴役的首要条件，而公民集体的团结、壮大又是维护国家独立的根本保证。正是这个因素使全体雅典公民在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几年和公元前5世纪的前40年空前团结。随着提洛同盟逐步变成雅典实现霸权和奴役、剥削盟国的工具，保持雅典全体公民的既得利益和增强对盟国的控制这个要求本身，也就从反面促成雅典公民集体团结一致对外。

在全民皆兵的情况下，只有民富、兵多，国家才能强盛。对于既需拥有强大的陆军又要拥有强大海军的雅典说来，民富、兵多更属必要。而在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单纯依靠发展国内的生产，雅典是不可能保证，尤其是比较长期地保证全体公民，特别是作为军队主力的第三和第四等级公民有比较优裕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因而乐于并且确有能力履行服兵役的义务的。因此，雅典民主的发展便和雅典的对外扩张相伴而行。民主制度可以调整公民集体内部不同阶层的利害关系，调动公民关心政治、乐于承担义务（首先是服兵役的义务）的积极性，这就既有利于保卫雅典的独立，又有利于它的对外扩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外扩张又是促进奴隶占有制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条件。

雅典对外扩张带来的巨大利益，首先是使公民中的奴隶主变得更加富有(10)。胜利的征战和城邦内部众多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活动，既是追逐虚荣的富人显示自己的大好机会，又是他们用以团结一般公民的重要手段。

实际上，雅典公民集体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共同的利益，但其内部的不同阶层又经常 有利害冲突。公民集体中的富有奴隶主和主要靠自力谋生的一般公民具有不同的发展倾向。在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必然存在的贫富分化，经常使公民中的中小所有者面临地位下降的威胁。军事殖民制度便是减弱这种威胁的重要手段。它向无地或者少地的雅典公民提供取自异邦的土地，既可以使第三等级公民不致因家庭人口增加而陷于贫困，又可使第四等级公民上升到第三等级，还可使富有公民消除对游民众多可能造成的社会不安的恐惧。军事殖民制度又是加强城邦的凝聚力、增强雅典对盟邦的控制的有力工具。

随着阶级社会的诞生而必然发展起来的出身高贵而且富有的公民傲视一般公民群众，特别是排斥最贫困的第四等级公民参预政治活动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在部分雅典公民中时有表现(11)。它构成妨碍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力量。克服这种阻力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在梭伦改革时确立的按财产多少划分公民等级、并且不同等级公民享有不同政治权利的规定，对于削弱血缘关系、打破按门第出身来确定政治权利的习俗说来是一种进步，但对穷困公民说来，却是巨大的限制。强化还是削弱财产限制是关系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限制无地和少地的穷困公民参加政治活动，这是鼓吹寡头政治的富有奴隶主的共同主张。

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既受到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影响，又受到国内阶级斗争的影响。正是在这两种阶级斗争的推动下，雅典国家机器不断完善，显示出它维护国家独立、实现对外扩张、协调公民集体内部不同阶层利益、促进雅典奴隶占有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巨大作用(12)。而公元前6世纪末和5世纪上半叶雅典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从制度上和物质上保障第三和第四等级公民能够更积极有效地参预雅典的政治生活，克服富有的奴隶主中的保守势力限制第三和第四等级力量发展的行动。执政官选举方法的改革，将军作用的提高，借助“陶片流放法”放逐公民群众不支持的政治活动家，战神山议事会作用的一度增大和它的权力后来遭到严重削弱，等等，无一不是雅典公民集体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表现。

我们看到，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和5世纪上半叶，雅典政坛的主要活跃人物，除特米斯托克列斯外，主要出自阿尔克马伊昂家族和菲拉奥斯家族。米尔提阿德斯、客蒙、克山提波斯、伯里克利等人，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实现对外扩张方面意见一致，并且都建立了功勋。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特米斯托克列斯、埃菲阿尔特斯、伯里克利等人和客蒙在对待斯巴达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与雅典国内扩大还是限制民主政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公元前461年，亲斯巴达的客蒙遭流放和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被严重削弱这两件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说明雅典民主政治的最终确立是与第三和第四等级公民的新胜利紧密相联。紧接着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特斯实现的改革，在公元前457年执政官职位对第三等级公民的开放，以及在这前后伯里克利实行的对参加城邦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雅典公民发放津贴，这些都是为了保证第三和第四等级公民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

〔本文作者廖学盛，193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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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例如：希格内特：《雅典宪法史》（C.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Oxford，1952）；罗兹：《雅典的五百人议事会》（P.J.Rhodes，The Athenian Boule，Oxford，1972）；和同一作者所着《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笺注》（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1981）；汉森：《雅典的公民大会》（M.H.Hansen，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Basil Blackwell，1987）；等等。

(2) 对于包括公元前5世纪在内的雅典早期历史上的阶段状况及阶级斗争特点问题，总的说来还缺乏深刻具体的研究。而从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所作的考察，更是鲜见。科洛鲍娃关于雅典早期历史的着作，特别是她的专着《古城雅典及其遗迹》（К.М.Колобова，Древний город.Афины и ого памятники，Лонниград，1961）中对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阶级斗争有一些精彩的论述，但有时也显示出有对当时的历史特点注意不够的地方。泽里因的专着《公元前六世纪阿提加的政治派别的斗争》（К.К.Золъин，Воръба политичоских группировок в Аттико в Ⅵ воко ло н.а.，Москва，1964）在其结语部分，谈到了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氏族贵族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斗争特点问题，但是没有作深入的分析。关于怎样理解早期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争论，还可参阅1986年在列宁格勒出版的专着《早期阶级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城市和国家》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раннекассовых обществ：Город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цод.П.Л Куръатова，Э.Д.Фролова，И.Я.Фроянона）。在该书的第58页上，Э·Д·弗罗洛夫对В·П·雅伊连科提出了尖锐批评，指责他错误地解释有关古朴时代的史料，否认当时的雅典存在激烈的社会斗争。

林托特在《古典时代的城市中的暴力、社会斗争和革命》（A.Lintott，Violence，Civil Strife and Revolu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Baltimore，1981）一书中，收集了不少关于早期雅典社会冲突 的材料。

(3) 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公民兵制的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公民集体内民主因素的增长，但它不能单独决定一个城邦是否实行民主政治。

(4) 公元前6和5世纪，雅典的一般公民都从事劳动，而不像斯巴达的公民单纯习武为业，这是雅典能够发展民主政治而斯巴达“平等者公社”中的民主因素渐趋减少的重要原因。

在奴役黑劳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巴达“平等者公社”，内部也不存在公民间的债务奴役，而且在这里重装步兵的作用得到了最高度的发挥，可是，斯巴达公民大会的作用却因部分公民贫困失去公民权、参加者不断减少、国王以及因胜利的征战而拥有权势者的骄横而逐渐萎缩。

从公元前2世纪起，罗马的对外扩张不断加深公民集体的分裂，使富有的奴隶主阶级分成了元老和骑士两个阶层，而且各阶层内部又有不同派别，使普通公民中不断产生寄生的流氓无产者。庞大的流氓无产者队伍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罗马长期存在的大、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得由大土地所有者操纵的元老院能够左右国政。

(5) 希罗多德，Ⅰ，59—64；Ⅴ，66。

(6) 在雅典民主政体的活动机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公益捐献制度，恰巧形成了于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一事实本身是值得深思的，突出反映了城邦时期阶级关系的特色。戴维斯在其专着《公元前600—300年雅典的富有家庭》（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600—300 B.C.，Oxford，1971）中，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了有关公益捐献制度的人和事。他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组织演出的公益捐献大约肇始于公元前502/1年，但是知名的捐献者见于公元前5世纪的80年代。而建造战舰的公益捐献，首次记载属于公元前480年（第25页）。

(7) 参阅修昔的底斯，Ⅱ，37，1；40，2；色诺芬：《加忆苏格拉底》，Ⅰ，16；伪色诺芬：《雅典政制》，Ⅰ，2。

(8) 参阅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Ⅺ，2、3。

(9) 关于希波战争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演变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未得到应有的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雅典公民大会誓词中特别提到禁止“旨在损害雅典而与波斯人进行谈判”，参阅前面提到过的罗兹的专着《雅典的五百人议事会》，第37页。

(10) 普鲁塔克在特米斯托克列斯的传记中指出，他在开始踏上政坛的时候，拥有的财产不足3塔兰特，后来却有80甚至100塔兰特（Plut.，Them.，ⅩⅩⅤ，3）。客蒙因战争而成巨富，这是众所周知的。普鲁塔克指出：“客蒙已经由于一连串的胜利征战而富有”（Plut.，Cim，Ⅹ，1）。

在把参加战争作为致富手段之一的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奴隶主因战争而发财是自然现象。

(11) 被称为“老寡头”的伪色诺芬的着作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这部分人的思想。即使是在同情人民群众的梭伦、特米斯托克列斯等领袖人物中间，也存在强烈的傲视人民群众的情绪。

梭伦在诗中明确谈到进行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追随领袖”，是为了“抑制人民”（见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Ⅻ，2、4）。

普鲁塔克在特米斯托克列斯传中说他的虚荣心超过一切人（Ⅴ，3），天生极爱虚荣（xvlll.l），总想超群出众（ⅩⅤⅠⅠⅠ，8）。

(12) Г·А·科舍连科在《关于古代希腊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断，即不能把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的雅典称为国家，因为当时的雅典不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且由于奴隶数量不多，也不能把城邦机构看成旨在镇压奴隶阶级的机关。他认为“当时的雅典是某种‘农民共和国’”。参阅论文集《从前阶级社会到早期阶级社会》（От доклассовых обществ к раннеклассозым，Москва，1987），第47—48页。

在这里，科舍连科忽略了国家的多种职能，仅仅强调了镇压敌对阶级这样一个方面。再者，不能脱离国际环境来考察城邦。

国家形成和早期发展 约公元前10世纪，多利亚人在拉科尼亚建立了斯巴达城。该城由4个村庄组成。到公元前8世纪末，斯巴达人建立起一个基本统一了拉科尼亚的城邦。约公元前735～前715年，斯巴达初步征服了西邻美塞尼亚。公元前7世纪末创立了斯巴达国家。公元前9～前7世纪，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并逐步形成一整套有特色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斯巴达社会分为3个等级：①斯巴达人。城邦中的全权公民，完全靠剥削奴隶劳动生活，最盛时约有9000户。斯巴达成年男性公民加入一种军事性质的所谓平等者公社，成为斯巴达国家的统治阶层。②边民。被征服的边区城市的居民，约有3万户。为自由民，在本地有自治权，但是没有斯巴达城邦的公民权。主要务农，也有的从事工商业。③黑劳士。属于斯巴达城邦所有的农业奴隶。
斯巴达国家的政体属贵族共和政体。城邦的主要政治机构包括：①国王2人，分别由两个王室世袭。主要权力在宗教和军事方面，平时主持国家祭祀和处理家族法案件，战时一个国王领兵出战，另一个居守。②长老会议。两个国王是当然成员，另有成员28人。长老任职终身，出缺时从年逾60的公民中遴选补足。长老会议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案，主持刑事审判，并处理国家行政事务。③公民大会。由年满30岁的全体斯巴达男性公民组成。公民可以在大会上参加议案的表决和官员的选举，但不能提出议案。公民大会表决的方式，一般以与会者呼声的高低为准，因此未必能真正表达公民意愿。④监察官5人。每年改选一次，原则上每个斯巴达公民均有被选举权。约在征服美塞尼亚之后，他们的权力逐渐增大，不仅可以监督斯巴达城邦的一切官员，而且后来竟然有权审判以至处死国王。每次国王出征都有两名监察官随行，实地监督。
为了镇压人数众多而又反抗性很强的黑劳士奴隶，斯巴达城邦规定了严格的公民军事训练制度。公民的孩子出生后，经体格检查合格才许收养。男孩7岁就要离开家庭，编入儿童连队，受初步的组织纪律训练；12岁以后要受严格的军事和体育训练。男子成年结婚以后，平时必须生活在军营中，参加聚餐和操练，直到60岁才可退伍。
公元前6世纪中叶以后的斯巴达 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斯巴达逐步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多数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成为希腊一个城邦集团的领袖。公元前480和前479年，斯巴达人在波希战争中曾任希腊诸邦盟军统帅，与雅典等邦联合反对波斯的侵略。此后，随着提洛同盟的建立和雅典势力的增长，斯巴达与雅典的矛盾日趋尖锐。公元前404年，在波斯的帮助下，斯巴达打败雅典，成为延续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和全希腊的霸主。它的暴虐统治很快引起各城邦的不满和反抗。公元前4～前3世纪与雅典、忒拜、科林斯长期角逐，渐失优势。斯巴达公民内部贫富分化加速，失去土地和公民权者日增，平等者公社趋于瓦解，公民兵日益削弱。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入侵希腊城邦忒拜，大败，国王战死。随后美塞尼亚独立，伯罗奔尼撒同盟解体。公元前3世纪后期，斯巴达的社会矛盾尤为激烈，亚基斯四世和克莱奥梅涅斯三世改革相继以失败告终。公元前192年，斯巴达僭主纳比斯被杀，斯巴达被迫加入阿哈伊亚同盟，实际失去了独立。罗马帝国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公元396年斯巴达城为哥特人所毁。继而拜占廷居民移入，以荷马史诗中的拉凯达伊蒙称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