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为什么叫法不一样

㈠ 诗词的区别

诗词的区别
1.时间方面的差别。可能大家会觉得，诗词的时间差别在于，一个是唐朝，一个是宋朝，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诗的出现并不局限于唐朝，而词也不局限于宋朝，而唐诗和宋词最为出名，是因为诗是在唐代达到巅峰的，词则是到了宋代才发展起来。时间方面的差异也就决定这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诗是比词出现得更早。

2.形式方面的差别。我们先来说一下诗，它的形式是固定的，每句都有固定的句式，大致分为三类，绝句、律诗和古体诗。这三类的区别就在于，绝句是全诗四句，律诗八句，其他数量的就是古体诗。但是词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固定的句式，也不要求字数有多少，你可以一句三个字，也可以一句九个字，就像“江南忆”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分别是三个字和九个字。

3.名字的不同。我们都知道，每一首诗都有它固定的名字，并且在有了名字之后，是不能轻易被改变的，并且是唯一的一个名字。但是词就不是这样，词可以有自己的名字，也可以额外加上词牌名，就像“天净沙-秋思”，天净沙就是一个词牌名，秋思就是这首词的名字。而常见的词牌名也很多，比如“忆江南”、“蝶恋花”等等，都是比较出名的。

㈡ 在诗歌领域汉唐宋元等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流传着什么这种说法

根据各朝代诗歌的特点，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汉赋唐诗宋词元曲。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唐诗是唐朝时期文学成就的最明显标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达到空前鼎盛。词是始于梁朝时期，形成于唐朝，兴盛于宋朝，所以被称为宋词。宋词与唐诗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绝。宋代着名的此人有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晏殊柳永等人，和唐诗一样宋词也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流派，其中苏轼为豪放派代表词人，李清照则是婉约派的代表。元曲是继唐宋诗词以后形成的一种文学样式，形式更为灵活，元曲分为元杂剧和元散曲，元杂剧是由歌曲，说白和舞蹈为一体的形式，代表作有关汉卿的《窦娥冤》；散曲是诗歌，分为套数和小令，代表作有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㈢ 为什么不叫唐诗二首,叫古诗二首

哪2首诗
可能不全是唐代的
也有别的朝代的
所以叫古诗2首
祝你天天开心

㈣ 为什么唐诗与宋诗不同

唐诗是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常见形式为五绝七绝，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歌行体，排律等。它犹如一条灿烂的银河，横贯中华文学的广袤星空。但在唐末时期，社会动荡，唐王朝大厦将覆。当时的诗人都对时代不报什么希望，诗里充满了末世的凄凉情绪。在这种低婉哀伤的曲调中，唐诗也随唐王朝的覆灭黯然结束。而在唐诗肥沃的土壤中孕育和萌发了另一种新芽---词。
词，原是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因此词在唐代文献包括敦煌卷子中都称为曲或曲子，如《云谣杂集曲子》，《曲子长相思》等。直到五代时后蜀广正三年（940）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中，才出现“诗客曲子词五百首”的字样。
与唐诗相比：
1.词的句式长短不齐
词绝大多数词调中的句式都是长短不齐，参差错落，从一字句到七字句都有，这和唐诗主要是整齐划一的五七言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诗句的长短差不多以七言为极限，八言句则自动分为四四，九言句又自然分为四五或五四。而词句的长短则突破了四五七言的限制，因为曲调的不同，词的一阕之中，可以从一字句到九字句应有尽有，而且交错使用，变化多端，这便产生了不同于整齐美的另外一种美，即错落变化的美。
2.词的句法灵活多样
词的句法灵活多样。它除了每一句内部的结构变化多样外，不同的词牌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变化，也是多种多样的。诗歌中，一般都是一句起句，一句对句，总的句数，则大多是偶数。
3.词的押韵上的多种新变
词韵可平可仄，还可平仄通韵。而诗的押韵，基本只有一个模式。
4.词的对仗多样
5.词的体式繁复

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不懂的我们可以再联系

㈤ 一直有唐诗三百首的说法，唐诗就只有三百首吗

谚语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在我国，《唐诗三百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可是，你知道吗？《唐诗三百首》并不是只有三百首诗。

• 《唐诗三百首》收录诗作最多的诗人分别是

杜甫：39首

李白：33首

王维：29首

李商隐：24首

孟浩然：15首

诗友们，对于《唐诗三百首》，你的认识是不是又加深了一些呢？

㈥ 古诗可以按什么分类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着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诗仙李白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