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为什么有那么多值钱的东西

A. 季羡林简介资料拜托

个人履历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青年季羡林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1]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1]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着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季羡林在德国[1]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2]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其着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温家宝看望季羡林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2009年07月11日八时五十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季老生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5次前往北京301医院看望他。这五次探望的时间分别是2008年8月2日、2007年8月3日、2006年8月6日、2005年7月29日、2003年9月9日[3]。 2010年4月5日，清明，季羡林的骨灰在他的家乡—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安葬。至此，季羡林先生实现了生前遗愿—回到“母亲身边”。季羡林先生生前遗愿将骨灰分为三部分安放：一部分在北京；还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河北，因为季老生前跟好友约好要安葬在一起，“谈一谈生前不能谈的问题”；而另外一部分，则由季承和家人一同带回老家山东临清，与季老的父母以及妻子合葬在一起。

学术研究内容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东方文化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800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0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4]
重要学术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季羡林读书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5]
学术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学术任职
季羡林先生学术任职广泛，曾任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B. 季羡林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季羡林读书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4] 学术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望采纳

C. 为什么季羡林那么牛逼

季羡林是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教授，但他更是名人，不仅受到北大的推崇，更受到高层的推崇。但让人纳闷的是，季羡林到底作出了什么贡献或具有什么样的高尚人品，让他这么被推崇？他的地位为何如此高？
从他的简历看，季羡林并没有什么骄人的学术成就或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没有当过什么高官。季羡林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学和古印度语，据说他是这方面的独家学问，缺他就没人了。这学问高低不好评论，但既然没有人再想去研究这东东，那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旁门的不重要的学科，有没有这学问对国家对社会可以说没有一点影响，属于那种自娱自乐的学术研究。

D. 季羡林对国家的贡献有什么

1911年，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六岁那年，季羡林离开母亲，到济南随叔父读书，他的命运从那时开始改变。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在清华，季羡林旁听了许多大师的课。

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旁听课，对他日后发展影响深远。吴宓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课和“英国浪漫诗人”课他印象最为深刻。他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而最成功的则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最终与其成了忘年交。

几年后，季羡林以四年全优成绩大学毕业。1935年，他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佛学、印度学。

“我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到，“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季羡林师从着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后，年已八旬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西克教授不久就告诉季羡林，要把平生的绝学全部传授给他，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以及费了20年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吐火罗文是已经消失的古代中亚语言，全世界约有不超过三十个人，懂得这种语言。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完成学业准备回国的季羡林被阻隔在德国。学习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他头顶上飞机在飞，机声隆隆。他肚子里饿肠雷鸣。他是乐此不疲。”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季羡林在德国整整呆了十年，这十年也成为他学术的春天。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季羡林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1946年回国后，季羡林立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创办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他只有35岁。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清晨四点多，季羡林便起床写作，他家里的灯是北京大学亮得最早的一盏灯。古人曾用闻鸡起舞来形容勤奋吃苦的人、而季羡林恰如其分。

十年浩劫，季羡林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守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他想到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罗摩衍那》。他就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守楼时，脑袋不停止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

翻译工作历经十年，1983年，一百万字的《罗摩衍那》终于出版，中国有了第一部中文版的《罗摩衍那》，季羡林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季羡林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没有“文革”，两万多颂、8卷本的《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
1983年，季羡林得到了一本新疆出土的古代抄本残卷。此前，见过抄本的人看不懂书中的一个字母。那是用吐火罗文抄写的《弥勒会见记》，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多的一个吐火罗文资料。七十多岁的季羡林用了十多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着，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先生已经疾病缠身，而那个阶段，他的婶母、女儿、夫人、女婿相继离开了他。他变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糖史》的研究和写作上。终于，季羡林完成了八十万字的《糖史》。《糖史》充分利用史料，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糖的文化技术交流史；并涉及世界四十个国家六个地区糖的制作技术与文化的交流。《糖史》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集大成者。季羡林以这部呕心沥血之作阐述了“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的观点。

几十年来，季羡林写下了一千一百多万字的学术专着，一百多万字的文学散文。他在敦煌学、印度学、佛教学、中印文化交流研究领域有杰出成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理论、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中国翻译史、比较文学等领域卓有建树。

60年前，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还是受人欺凌的地方，东方学是一个在中国甚至都无人问津的领域。而在季老的领导下，在东方学者经过60年的长期努力下，东方学从无到有，已然成为今天的显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受人瞩目。诚如东方学研究院所说，季老“宏文大着，流传于天下；道德文章，享誉于神州”。是季老在中国开创了东方学这门学科，中国的东方学是和季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季老今天已经96岁高龄，他“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而且自嘲为“四半老人”，但仍然又读又写，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自己，欲罢不能。正是为让中国文化的薪火传下去，他承担着延续国家文化的重任。

季老一生孜孜矻矻，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做着贡献。他坚持，没有新观点，决不写文章。对于我们这些后学者，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张中行先生生前说过，季老“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关，百官之富”。季老主张，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因为这种观点，有学者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初步划分为“底蕴论派”、“资源论派”、“诠释论派”，季老因为一贯反对“以论代史”的意识形态研究方法，而被划为持相对传统、本位立场的“文化基调论”学者——“底蕴论派”。季老注意到过去的中国历史，只偏重于写黄河文化，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忽视了其他地域文化。他认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和南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至少可以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而且与域外的交流也有了一些。季羡林先生注意到最近的考古发掘在南方各地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这证明南方文化、长江文化当年水平相当高。楚文化、长江文化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因此才能产生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作家。如果北方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能够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写起来就全面了。

先生认为，考证是做学问的必由之路。考证用得着胡适先生说过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是不受旧有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提出以前没有人提出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但是假设提出之后，要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有的假设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这叫小心求证。先生写的学术文章都要提出新的看法。为了严密，先生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先生郑重声明：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考证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已。

季老本来是一个喜欢考据不喜欢义理的学者，到80多岁以后，却“老年忽发义理狂”，突然喜欢起义理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十多年来发表了多篇谈义理的文章，其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论。专就东、西文化而论，他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20世纪末可能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李老至今已经发表了多篇涉及到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内容的谈义理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是在“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不薄西方爱东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的“河东河西论”。

他认为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宗教，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保持活力。宗教是人生的一种需要。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宗教的消灭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即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对任何宗教，一方面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

他主张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文化体系是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他认为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欧美文化。希伯来文化很难成体系，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季老发前人之未发，深刻地指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没有文化交流简直不能想象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而文化交流的范围是广阔无垠的，既包括物质文化的交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交流。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就不断地与周围对内对外进行交流。对内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对外是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世界上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和希腊罗马乃至欧美文化构成的西方文化之间不断地进行文化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灿烂辉煌，千姿百态，各具特长而又互相联系的文化，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幸福和繁荣。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在汉唐时代如日中天，既吸收外来文化，又把自己的优秀文化毫无保留地送给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罗盘、火药、造纸、印刷传遍了整个世界。80多万字的中外《糖史》是他文化交流的代表作。
这些新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影响越来越大。至于季老的专业领域印度学，几乎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有新创见，不断被人引用。佛学史领域，先生是国内外为数有限的，能真正利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学者和语言学家。在吐火罗语研究领域，先生的贡献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作为这项研究的代表作，他主持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对各种外语的翻译工作，先生的贡献同样出色。先生翻译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出版后引起学术界重大反响，获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
他对比较文学多有建树，且独树一帜。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法国学派着重研究直接影响，美国学派着重研究平行发展，是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派。但这两个学派都有弊病，专研究直接影响者，失之太狭，专研究平行发展者，失之太泛，且两派都轻视东方文学，他们的比较都是限于在同一文化体系内进行，这是近亲比较，比来比去，比不出什么名堂，因此两派都失之闭塞。先生主张，应力矫这两个流派的弊病，融和二者之长，去其偏颇，走出我们的一条新路来。先生强调，要先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细致地去搜求材料，在西方各国之间，在东方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学士的个人着作中，去搜求直接影响的证据，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据，决不能捕风捉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规纳出规律性的东西，借以知古，借以鉴今，期能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文艺创作。这样，就有可能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应该认识到，没有东方文学的参与，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
先生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还是一位文学家，一位作家。他的散文创作，是当代文坛上的上乘之作。先生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写作风格兼收并蓄，都有所汲取，如《史记》的雄浑，六朝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摛)、庾(信)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
《儒林外史》的简明，先生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但对这些优秀的文学风格，先生并不是加以模仿，而是在继承先人风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春满燕园》、《法门寺》、《清塘荷韵》等都是脍炙人口、百读不厌的名篇佳作。
另外，作为知识分子的季羡林和作为作家的季羡林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作为学者书法家的季羡林却鲜为人知。季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书法似乎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季先生对书法没有自己的独特审美感受和学术尺度。季先生对学者书法有颇为新颖的认识：“学者书法有自己的历史，起码清华过去有梁启超，北大过去有沈尹默等。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文宇的美化和文化化。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好的书法给人精神和身体带来双重好处，使学者身心健康。看怀素狂萆，使人心花怒放，看邓石如书法，惊心动魄；看吴昌硕墨荷的笔墨，精神和身体双重振动!”书法家的标准不在于他是否加入了书法家协会，而在于他对中国书法的思考和推进的深度，以及创新和传承的力度。我在季老题赠给我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行书中，感到“高明”与“守中”的度——写得不温不火，无法而法度皆备。同样，在兰州碑林中，他撰写了长篇精美的碑文阐释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和东西方交流价值：“丝绸之路，历时悠久，东西文化，赖以交流。……”其中的历史深度和学术眼光同一般的文人墨客的题咏判若霄壤。而壬午年病中所书《浣溪沙》一阙，流畅生动，线条精美，结体自然，蔚为大家风范，完全不像一位91岁的老人所书。真可谓，在思想学术大树旁，无心插柳柳成行!
季羡林治学半个多世纪，学贯中西。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知名的学者，却从不以名家学者自居，常年一身旧中山装，一双布鞋，数十年如一日。因为这身打扮，他常常被误以为学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人学的大学生把他当作校工，请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应。等到开学典礼上季羡林登台讲话，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

季羡林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宇，是性情中人。

“真情、真实、真切”是季羡林的处世原则，在一生对国学的探究中，季老秉承：唯有真情相待，方能坦诚相见；唯有真实为事，方能有为当世；唯有真切处世，方能心阔坦荡。由“三真”所引伸出来的是季羡林那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冯友兰先生有句诗：“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人类文明是一把真火，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尽脑汁才把这把真火一代代传下去。我们对季老开创的事业，也要这样一代代传下去

E. 季羡林的介绍、成就

季羡林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着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学术成就 学术研究内容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 、印度古代语言研究： 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 、佛教史研究： 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 、吐火罗语研究： 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 、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 、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 《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 、比较文学研究： 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 、东方文化研究： 从8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800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 、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 90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 、散文创作： 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4] 重要学术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季羡林读书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5] 学术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学术任职 季羡林先生学术任职广泛，曾任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主要着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982年）、《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 、《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 、《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 等。 个人奖项 1986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1987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着作荣誉奖”。 1992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7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着二等奖。 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99年《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2000年专着《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着作奖”。 2000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 2006年9月26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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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为什么管季羡林叫“国宝”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他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拓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1956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除了学术研究，季先生还是国内外公认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他还付出大量精力担任行政职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主持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季先生曾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为我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佛教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卓越。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100多部着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他90岁的生日时，回到了家乡山东临清，来自海内外的各界人士近300人参加了祝寿活动。面对家乡亲人，季羡林先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抒发了对国家、对故乡美好的祝福。

面对后生两次欲落泪

季羡林先生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官庄，1917年6岁时赴济南求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1946年从德国学成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创办了东语系。作为世界上极少数精通梵巴语、吐火罗语的学者之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虽然他大半生都生活在外面的世界，但在内心深处对家乡永远保留着一份挥之不去的依恋。

在官庄，季先生还有几个亲属，都是他的晚辈。他们搀扶着老人步入老屋，在季先生的提议下，他与几位亲属共同祭拜祖先。季先生对母亲怀有深切的思念，6岁离别母亲，8年后回家，母亲已离开人世，从此再无缘相见。

在一篇散文中他引用“子欲孝而亲不在”，表达了缠绕自己终生的切肤之痛。而对家乡，季羡林先生的眷恋之情也溢于言表。他深情地回忆说：“早年我考上清华，家庭很困难，清平县（当时临清称清平）每年给考上大学的学生补助150元钱，没有那150元，我很难上完清华，对家乡我永远心存感激。”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多年来，季先生心系故土，为家乡孩子捐赠了数千册图书，并设立了奖学金，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盼望家乡多出人才。家乡人对季先生同样充满感激之情。季先生喜欢孩子，面对淳朴的农家孩子一口一个“老爷爷”、“太爷爷”，那一刻，季先生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我是一个农民，最欣赏的品质是忠诚

季羡林先生以其谦逊朴实的人格魅力，赢得世人仰慕。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始终以身为一个农民而自豪。他说：“今天这么多人为我举办生日庆祝活动，我非常激动，但我感到最大的是惭愧。我感觉自己这个人并不是那么了不起，我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今天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离国家、离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我感到很惭愧。”

季先生说，他是农民出身，对庄稼、对下雨十分感兴趣。他说，坐火车来临清，一路上从河北看到山东，看到庄稼不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季羡林先生在十年浩劫期间，冒着危险翻译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成为世界翻译史上的一件盛事，而他在学术上的真正冲刺却是在70岁之后。多年来的积累、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让他厚积薄发，才思泉涌。近年来，季羡林先生主编了《传世藏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季羡林文集》等。季羡林先生说，他做学问就像是农民耕作，一分耕耘换来一分收获，而连续写出700多万字的着作，也的确创造出了学术界的奇迹。

着名表演艺术家王晓棠专程携新片《芬芳誓言》来临清为季羡林先生祝寿，老人看后深有感触。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之处，概括起来就是：忠诚。电影《芬芳誓言》中主人公有句话说得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是忠诚。“我之所以有可能做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因为我这一辈子都忠诚于我们的祖国、忠诚于我们的山东、忠诚于我们家乡临清。”

活到老学到老，季羡林先生的目标是活到120岁。季羡林先生思维敏捷、身体很好，许多人打听他有什么长寿秘诀。他的回答是：“我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他说，所谓“不锻炼”并不是反对体育锻炼，而是反对除了锻炼外什么也不做。人还是应当多学习，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让思维永远不僵化。

季羡林先生功成名就，是不是就此开始颐养天年了呢？季羡林先生说：“大家出于对我关心，感觉90岁年纪已经很老了。但现在中国人的寿命比从前已经增加了一倍，我的计算是，70岁算中年，90岁算老年。这么算的话，我不过初入老境。我感觉活到95岁不成问题，99岁的百寿也不成问题，再进一步，108岁我看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和老朋友臧克家在一起。最近见他，他说要活到120岁，我说，我要是活到120岁，你就是126岁。他比我还大6岁。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目标是活到120岁。”

老人话声刚落，众人掌声笑声一片。季羡林先生说，生活水平提高了，寿命延长是好事，但应该怎么个活法？他现在仍然可以每天工作8小时。他有一句话：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只要活一天，就应该干一天工作，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为人第一，学问第二”

近年来，出于利益驱使，许多盗版商大肆盗印名家着作。季羡林先生的很多着作也成为盗版商瞄准的目标。说到盗版这个话题，老人一向慈祥的脸上露出几分凝重。他说：“市场上盗我的书的太多。有人给我做过一个大体统计，市场上我的盗版书大约有100万册，主要是散文。这不光侵害了作者的劳动成果，也损害了读者合法利益。读者要睁大慧眼，辨清真伪，不要给盗版书商任何可乘之机。”

季先生研究了一辈子东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他认为，东方文化的道德观、价值观更符合世界发展方向。他自豪地说，21世纪一定是中国的世纪，申奥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季先生说，他自己终生从事教育，没干别的事情。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中国第一个提倡的就是“为人”，为人第一。所谓“道德文章”，当然要先讲道德，然后讲文章，这是基础。为人第一，学问第二。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做好这篇“道德文章”，把“忠诚”的道德核心发扬光大。

六岁离家去求学

六岁以前，季羡林先生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季羡林先生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六岁离家，季羡林先生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从那时起，季羡林先生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

季羡林先生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季羡林先生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季羡林先生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

季羡林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他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季羡林先生当时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报了很差的正谊中学。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季羡林先生翻译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他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季羡林先生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一下课，他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他的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季羡林先生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叔父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羡林先生身上。

季羡林先生说：“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晚十点钟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初中毕业以后，季羡林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教国文的老师是王昆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季羡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季羡林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

一九二九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季羡林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

灵感来自勤奋

一九三○年，季羡林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季羡林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季羡林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季羡林选了清华，因为，季羡林想，清华出国机会多，他的专修方向是德文。

在所有的课程中，季羡林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季羡林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季羡林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九二四年，季羡林清华毕业。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季羡林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从一九三七年起，季羡林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季羡林的留学生活结束时三十五岁。

一九四六年秋天，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从那时到现在，季羡林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

季羡林说，他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季羡林也有“第×职业”

季羡林作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语言文学，他不喜欢义理，所以写的哲学文章很少。但到晚年，却又一反常态，大谈起“天人合一”的玄学来。文章一经发表，便语惊四座，颇有影响。他还谈起了另一种哲学———消费哲学，也引起轩然大波。

消费与经济基础有关。季羡林的经济基础如何呢？从账面上来看，季羡林的工资是北大教师中最高的，因为他是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确定的“老一级”教授。但他每月的工资，经过七折八扣，领到手以后，平均约700到800元钱。这些钱，他要给小保姆张淑贞一半，除了她的工资，她还有一个男孩，在北大二附中上学，学费、杂费、生活费全部由季羡林负担。这样一来，他再交完房费、天然气费、电费、电话费等，实际上拿到手的也只有300元左右了。用它来支付全家的生活费，怎么会够呢？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比：20世纪50年代季羡林被定为一级教授，在六类工资地区的北京，每月拿的工资是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每月津贴100元。这是一个“不菲”的工资数目。因为当时物价奇低，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一顿大约1．5元到2元，汤菜俱全，还有黄油面包，外加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六七元钱足矣，还能吃只挺大的。这样的物价，有每月450元的固定工资，简直是“阔死了”。而如今，他是全国最有资格的“老一级”教授了，因为比他资格更老的陈岱孙老教授已经去世。而他的全月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也就一千二三百元钱，这就是他每月实际上留在手里只有300多元钱的原因。

这样的老教授，工资这样低，可怎么维持生活呢？不少人自然会问他，老先生笑笑说：“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话，也绝没有降低。”人们问他，难道你有点金术吗？他回答说，非也。季羡林道出的奥秘是：20世纪50年代大学教师主要靠工资生活，不懂什么“第二职业”，也不允许有“第二职业”。而今天却大改其道，学校里也有种种形式的“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季羡林也有了“第×职业”，就是“爬格子”。他爬了60多年格子，名气大，稿费多，时不时地就收到稿费。这样，他手头虽只剩300元的工资，却从来不感到拮据，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稿费做后备军。

50年前的雨衣仍在穿

手头虽然有钱，但季羡林在生活上却向来没有太高的追求。对吃，一如既往，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早晨仍然是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他从来不让家人或保姆陪他4时起床，为他做早饭，所以早餐是几十年的“一贯制”，从来不变化。午晚两餐，素菜为多，很少吃肉。饮食如此简单，他全家的伙食费不过500元多一点。

至于穿，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有一件雨衣，是他在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海时买的，至今仍在穿。有一天，一位专家说，你的这件雨衣，款式真时髦！他听后大惑不解。专家一解释，他才知道：原来50多年前流行的款式，经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在不知经过多少变化之后，在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指导下，现在又回到了50年前的款式。他听后，大为兴奋。没想到自己守株待兔，终于守到了。他也没有想到，人类在衣着方面的一点小聪明，原来竟如此脆弱！

他的老主意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想，一个人穿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一个人穿上十分豪华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宝气，天天照镜子自我欣赏，那他不是疯子，便是傻子。穿衣服给别人看，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那么你满足了这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反正不能让人人都高兴。所以，季羡林的穿衣哲学是我行我素，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不能让你指挥我。在穿衣方面，他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他的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春、夏、秋、冬，永不变化。他的用品也是如此。只要能用，他决不丢弃，敝帚自珍是他的用物哲学。他的穿戴和用品，也真因为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不同，有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评论：赶潮流者说他是老古董、老保守、老顽固，而学者层却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儒雅的风度，从其学识和人品中来，而不是从其衣着中来。

季羡林消费哲学的核心是：如果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他觉得无聊，“斯下矣”。他的潜意识永远是：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衣足以蔽体而已，何必追求豪华。

季羡林绝非“大款”，但他在自己的消费哲学指导下，素衣淡食，生活简单，却把大把大把的钱送给身边急需的人，或者捐给家乡的学校。这样的消费哲学，但愿能有更多的人会理解。

##附

主要着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着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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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季羡林，着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着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着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着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网络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着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着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G. 季羡林是不是国学大师为什么很多地方称其为“国学大师”

关于国学大师这件事儿，我想在咱们探讨之前先引用季羡林老先生，在2007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病榻杂记》一文中的一段：

“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由此可见，季羡林老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这件事儿，我想要听季羡林老先生的“不是”。但是对于季羡林老先生的成就而言，我想我们要听从于业内外的评价，那就是“是”。所以，最后要说的就是愿季羡林老先生在天上，安好。

H. 为什么说季羡林是国宝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作家。山东清平（今临清）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网络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着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着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着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着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着，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着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