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邏輯不好

① 中國人的邏輯能力為什麼很差

中國人其實邏輯能力不差，至少在數學領域秒殺一切國家。

中國的數學非常的牛逼，他牛逼的地方不在於自己發明了什麼，做出了什麼巨大的貢獻，而在於他在於中國的普及度。

中國人從小到大都會被乘法口訣，但是國外沒有。幾年前還說有國家要引進這個。

中國人算數能力好，特別是算錢方面簡直無敵。這也證明了中國人邏輯能力不差。

但是除此之外，中國人其他方面的邏輯能力確實還是有點不足。

中國人為什麼不在其他方面用邏輯，就是因為在其他的方面用不上邏輯。

例如中國人吵架，只要一句無情無理取鬧就行了，並不需要再有其他的的話。

例如做事情，並不需要知道為什麼這么做，有什麼影響，只要知道這是老師、父母、領導要我做的就行了。

中國人的教育決定了中國只看結果，過程並不需要，而邏輯就是過程。

② 為什麼有人說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

首先，邏輯思維從根本上是和人種方面沒有關系的，邏輯思維本就是後天所訓練出來的產物。
既然是後天訓練出來的產物自然就要從後天去尋找。關鍵就在於語言。
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是中文，然而中文從日常口語表達上來說邏輯性就不是很強的，接受教育程度良好的人尚且不一定運用自如，更何況我們的大部分人都是接受過中等教育的人，邏輯性就更差了。也就是說這是根源上造成中國人邏輯性差的原因。
相較於中文，目前使用范圍最廣的英文邏輯性就要強的多，細心點你就會發現那些說英語的孩子從語言表達上就要明顯強於同年齡的中國孩子，這主要得於英語的影響，英語作為一種語言，有著非常分明的邏輯性，規則性。事實上很多人學英語不僅僅是為了學習一種語言而是為了利用其鍛煉邏輯性。
總的來說，缺乏邏輯性的現象存在於每個人的身上，僅僅說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顯然是錯誤且幼稚的。

③ 為什麼國人的邏輯思維普遍低下

關鍵還是見世面太窄，國人很多都是局限於出生地，很少出去生活了解世界的，而一般解除新鮮事物都是在大家都已經默認的情況下才接受，對一些未知的第一次見的東西都是抱有抵制的態度，頭發長見識短么。

④ 中國人為什麼不擅長邏輯知乎

趙汀陽《是什麼讓中國人「不講邏輯」》的問題說到底還是一個語詞概念的問題，即是一個哲學問題。它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在觀念意義上講的。中國人的基本理念與現代進步理念往往是對立對應著的情況。其造成的原因源於中國觀念文化的世俗功利屬性，即中國人中國文化的最終追求是停留在器物利益層面上的，沒有上升到精神信仰的高度。所以一些進步的超脫世俗事實眼界的理念、觀念、追求事實上很難成為中國人的為人處世的「邏輯」，中國人自有自己一套與之對立的按照現實世界情況描摹的「邏輯」。所以，當兩個邏輯碰到一起，就會顯得中國人不講邏輯了。

比如平等就是一種進步的理念，當然也是一種超脫人類過去野蠻等級歷史的追求意識，而中國人中國文化本身卻沒有這樣的意識，還是停留在那種等級意識的狀況，在這樣兩種對立思想交雜著事實而表現出來時，那種等級落後的基本思想理念便有意無意使得中國人表現出不講邏輯起來。二是在形式邏輯這個意義上講的。形式邏輯是產生於西方文化的思維規范。中國人一直沒有形式邏輯這個（科學）思考的工具。至今也很不重視運用形式邏輯。即使中國許多著名的學者都無什麼習慣來按照形式邏輯思考寫作。

「中國人不講邏輯」中的「邏輯」，本質還是現代的進步的普世的思想理念。如果沒有這個實質的限定，「中國人不講邏輯」就不能成立了。因為，廣義的邏輯就是人們客觀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基本思想理念，人們的思維言行都是自覺不自覺地按照自己根基的這種思想理念所「邏輯」著的。這里哪有什麼不講邏輯的呢？！除非主體患了精神錯亂病症。我上面舉例講到平等與等級兩個不同的思想理念，就有兩種不同的思維言行，而平等理念屬性是現代的進步的普世的，等級理念則相反。所以，在前者看來，持有後種理念的講法是不講邏輯的；反之，後者也可能有時這樣看待前者。這里就有了所謂的文明沖突了。

⑤ 《中國人為什麼邏輯思維能力差

「邏輯（logic）」一詞來自古希臘語「λογική」，中國是在19世紀末才引進這個概念的，當時只有少數文人知道這個概念，然後白話文到建國後多年才普及，使中國人的表達比以前有邏輯。
中國人的思維不是邏輯思維，而是低一水平的頓悟思維。

⑥ 為什麼中國人不怎麼重視邏輯，要做什麼事隨便給個理由就行了

那是你接觸的人和事是這樣的，不講邏輯，事都說不通怎麼做？所以是個別現象，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⑦ 為什麼中國人不講邏輯

說到講道理，我就想起了我小時候的事情。那是在我大約八九歲的時候吧，我當時特別熱衷參加本村的村 民大會（當然是和我的父母一起去的）。熱衷於此的原因很多，之一就是特喜歡那種開會的氛圍：村裡的 大喇叭一響，村長那渾厚的男中音就傳遍全村的各個角落，伴隨著雞叫狗吠，各位村民或從自家屋子鑽出 ，或從田間地頭趕回，時間不會很久，大家就都能匯集在准備開會的村小學校里。期間照例有泥土和汗水 的腥臊，也有嗆鼻子的旱煙之辛辣。人們三三兩兩，交頭接耳，直到村長宣布開會為止。 根據我的記憶，其中最熱烈的場景，就是村民們發言和相互間攻擊和辯論了。個別的村民能言善辯，往往 會成為會場的主角，風頭有時甚至蓋過村長；大多數的村民的發言效果卻很差，或期期艾艾，有理又講不 出來；或前言不搭後語，矛盾百出，讓人聽了不以為然；或面紅耳赤，唾沫橫飛，甚至口出粗言，不惜以 拳腳相加。開會的最終結果往往是，要麼是不了了之，沒有結果；要麼是不歡而散，甚至頭破血流。最後 ，我總結了一個結論：講理從來都是雙向的，不僅需要你會講理，而且還需要對方也是一個講理的人，同 時，你們之間相互要遵守一個固定的規則；否則，要麼是對牛彈琴，要麼是各有各的理，之間永遠沒有交 集，這樣，往往是誰的嗓門大，就表示誰最有理! 這個講道理的規則，就是邏輯。講道理必須講邏輯。但可惜的是，我們中國人講理往往不講邏輯，結果就 是，大家都認為自己最有理，誰也說服不了誰，全然不知道自己或對方錯在哪裡。 為了表示筆者很講「邏輯」，現決定把題目縮小為「有些中國人為什麼不善於按照邏輯規則講道理」，免 得遭到讀者的口誅筆伐，筆者絕沒有想打擊一大片的念頭，起這個題目，只是為了闡述一種普遍現象，得 以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已。 中國人在講道理過程中，其思維過程往往缺乏邏輯，導致一些習以為常的錯誤，比如： 一、在講道理過程中不注意提前對概念下精確定義，概念模糊不清，辯論雙方對概念的定義不一致，導致 你講東，他講西，各說各有理，其實說的都不是同一事物。 好多腦筋急轉彎的游戲就是利用了這一點，游戲可以玩，但現實生活中不能這么辯論。再比如，前一段時 間有人在辯論哪個城市是中國最大的城市，答案各異，有的說是上海，有的說是重慶，還有的說是呼倫貝 爾市。表面上各有各的道理，但實際上，問題的根本在於首先要定義一些概念：比如什麼是「最大」，是 人口最多？或是佔地面積最大？還是經濟量最大？還要定義什麼是「城市」，是城區？還是作為行政規劃 的一級？沒有這些確定，註定是沒有辯論結果的。 說話要嚴謹，辦事更要嚴謹。筆者審閱過許多合同文本，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同樣的事端，老外的合同 就比我們中國人的合同制定的嚴謹的多。他們的協議中很少出現比如「應該 」、「更多」、「合理的」 這樣的字眼，這樣就避免了很多糾紛。協議本來就是為了框定什麼樣才是合理的目的，你反倒在協議中反 復寫「合理」的，那什麼才是合理的呀？這就體現了我們思維能力的不足，缺乏嚴謹的思維，概念模糊。 二、中國人在講道理的過程中往往只講結論，不重視論證過程，習慣於「獨語警句」，導致自說自話，難 以令人信服。 記得小時候起，我的父母和老師就教導，要多背一些格言警語，我一一按照他們的指示做了而且還不夠， 還把它們一一抄錄在一個小本本上，整天念念有詞，以為這樣我就掌握了全世界的真理——真是真理在握 啊。可惜，後來我發現很多格言不一定是正確的：至少它被告訴我它為什麼正確。後來才發現，這種只講 結論不講論證的傳統自打我們的老祖宗——孔子、老子起就開始了。《道德經》區區五千言，據有愛國者 說，此已經窮遍天下所有道理！拳拳之心，著實令人感動，可惜這不是真理，即使算是句句金言，但沒有 論證過程，還是不大令我老人家滿意：因為我只知道專斷的獨裁者往往是這樣：希特勒的講話中，90%都 是論斷，但講理的過程不到10%！我們毛偉人也是這樣的風格：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 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我們毛偉人的追隨者及後代們還是這樣：社會主義就是好呀 就是好，就是好！從來也沒人告訴我，社會主義為什麼好？為什麼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三、中國人在講道理的過程中有時也有論證，但缺乏邏輯推演，或者是違反一些基本的邏輯規則。 表現之一就是中國人常用類比推理，認為用類比推出來的結論肯定是對的，其實不然，類比推理是一種或 然性推理，沒有必然性。 舉個例子，網路上經常出現一些五毛們，一看到有人贊揚美國，或者有人贊成移民到國外，就喊出了他們 自認為最有說服力的論證「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這種思維是有問題的，這個推理是站不住腳的， 孩子和狗是兩回事情，國民和狗之間的差別則更大。狗不嫌家貧和母子關系、國家與人民的關系沒有什麼 可比性，硬把他們歸在一類，其實是生拉硬扯。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多流傳久遠的成語、諺語都是用類比 的方式。如「無風不起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既然你沒犯錯誤，為什麼有人就說你？既然有人 說你，那肯定是你有問題，人家為什麼不說張三呢。。。。。。。等等，這些說法同樣是有問題的，是不 能把它們當成真理的。 魯迅寫過一篇雜文《論辯的魂靈》，通過引用一些話語，諷刺一些中國人的荒唐邏輯。雖寫於八十多年前 ，卻是當今不少人思維邏輯的活生生的寫照： 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么？為什麼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這種話現在仍有許多中國 人在說）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 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只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麼價值？倘你沒 有生瘡，是說誑也。賣國賊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 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摘自《魯迅全集》第三卷） 有的類比推理看起來很有道理，實際上卻也沒有必然性。比如我看電視上一個很有名望的評論家在慷慨激 昂，他說出了據說很多人都點頭的一句話：「一個連自己父母都不孝順的人，怎麼可能愛國？」聽起來蠻 有道理，事實上並非如此：愛國和愛父母沒有可比性。不孝順父母而愛國的人也多的很。還有什麼」一屋 不掃，何以掃天下」等，都沒有什麼必然性。隨便講講可以。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早就以「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的例子指出過這種「連鎖推論「的荒唐。該「理論「從「個人「到「天下「層層放大，連續 飛躍，毫無邏輯上的聯系，卻被讀書人奉行了兩千年，其間竟沒有多少人想想∶一個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 佛的境界，難道就會自動具備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能力不成？學歷越高，能力就越大，也是這種荒唐的 邏輯！可是我們都以為是真理！ 四、中國人在講道理的過程中，往往事實和願望分不清，把「應該是這個樣子的」當成「事實上是這個樣 子的」，即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不分，喜歡用道德的判斷來攪和客觀。 拿《論語》來說，這本書本來是以講倫理為主的，裡面的很多話是有道理，但多是從做人「應該」的這個 角度提出的，但並不代表現實中的人都是這個樣子的。如果你把應然的東西當成實然的去做，吃虧後就不 能怪孔子！比如，大多數中國人不區分「人應該是好人」和「人是好人」！反之亦然，有的人很贊同物競 天擇的「自然進化論」，於是也就做了，而且還認為是應該的，這也違反了應然和實然的關系。所謂實然 ，就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只有事實判斷；應然，就是事務應該變成的樣子，包含一種價值判斷。人類社會 固然存在弱肉強食，是實然；但弱肉強食不應該成為人類社會的道德准則，就是應然。 五、中國人在講道理的過程中，往往以偏概全，依靠簡單的歸納推理，把個別的、一時的當作普遍的和永 恆的。 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都有點數不過來。當小孩有一次被陌生人欺騙了，於是我們就認為凡是陌生人都 是壞蛋，要小孩以後千萬「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當一個女人被一個男人傷害後，她會認定所有男人都不 是好東西（然而當一個中國女人認為韓國棒子男人就是優秀時，僅僅以為他長得比較帥！）；因為日本侵 略過中國，日本人殺過中國人，就認為日本人全是變態，就要求所有中國人恨日本人，也是這么一種錯誤 邏輯！ 夠了，我們中國，幾千年的環境造就了這種不講邏輯的思維方式。我們在講道理的過程中過多地重視了道 德性和講話人的動機，而往往忽視了講道理的過程！因為不會邏輯思維，我們便成了「什麼都懂，什麼都 會，什麼都敢信，什麼都敢說「的愚昧、幼稚、狂熱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謬的名堂，一出籠便能風靡億 萬人民，人人如痴如醉，個個似癲似狂。「毛主席都說了文化大革命好，還能不好？」這是一種邏輯；「 科學家都說了，打了雞血就能像雞一樣興奮，為什麼我們不打雞血試一試？何況，你看雞為什麼那麼靈敏 ？那是因為有雞血，既然雞血能讓雞興奮，當然也能讓人興奮嘍」這也是一種邏輯；「西方的民主有什麼 好？你沒看見他們那裡也有暴動？」這又是一種邏輯；「潘金蓮為什麼看不上武大郎而跟了西門慶？那是 因為武大郎人矮，那個也就短小，滿足不了她，而西門慶高大，那個也就粗大，能滿足她！」這更是一種 邏輯！可惜，這些「邏輯」，都不符合邏輯！可我們習以為常！ 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局面？需要多方面的措施。至少目前可以從我們的教育制的改變做起！可以從廢除考試 的標准答案做起！可以從把邏輯學作為大中小學生必修課做起！引進國外那種讓學生在課堂上自由討論， 由集體或個人搜集資料，在教師指導下主動研究，完成課題的教育方式。另外，治療愚蠢的良葯是營造能 讓任何人自由說話的氛圍，從辯論中證實荒謬，從爭論中獲得真理，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⑧ 從詭辯論談起，中國人為什麼缺乏邏輯

本文源於與志宇斷斷續續的的討論，因受從網近日對於中國人缺乏邏輯的討論感染，信手寫了下來。 有個講詭辯論的小例子：有兩個人到我這里來作客，一個人很乾凈，另一個很臟。我請這兩個人去洗澡。他們兩個人中誰會去洗呢？ 可以回答干凈人，因為他養成了洗澡的習慣；臟人認為沒什麼好洗的。如果回答臟人，是因為他需要洗澡；而干凈人身上乾乾凈凈的，不需要洗澡。是臟人去洗澡，還是干凈人洗澡？亦或是都洗，或都不洗？為什麼會出現矛盾？這用我們熟悉的言說方式解釋，就是詭辯論臆造了不存在的邏輯聯系。也就是說，本來，若A，則不一定B，但詭辯論通過巧妙架構的語句，令讀者誤以為若A，則一定B。（有時候，若A，則C，但B和C之間互斥，於是就推出了看似矛盾的結果）具體地說，「如果一個人身上臟，那麼他回去洗澡」和「如果一個人有洗澡的習慣，那麼他會去洗澡」都是錯誤推論，一個人去洗澡的充要條件包括：他需要洗澡，他願意洗澡，主人家裡有盥洗室，主人家的盥洗室里沒停水，主人家裡的盥洗室里的水溫能調到合適度數，主人家沒停電，主人家的盥洗室沒有被三百隻老鼠占據……之類之類，不勝枚舉。只有我們考慮並確認了這n項條件都滿足時，我們才能夠正確推出客人要去洗澡，引號中的句子反映的矛盾源於結論成立所需的條件的不充分。 但詭辯論何以蒙蔽讀者呢？何以讓讀者意識不到論證過程的不嚴密呢？事實上，一百個身上臟的人中有99個會成功地去洗澡。於是我們用直覺將經驗套入了預測中，預測洗澡的結論會成立。構造一個成功的詭辯論的難度就在於這里：你要是說：「他今天出門了，那麼他會因車禍而死。」當然沒有人會覺得論證嚴密，因為經驗中A事件與B事件同時出現的幾率著實不高，所以直覺告訴我們此句荒謬，理智才能趁機告訴我們，A之外，我們必須找到很多個條件，才能使B出現。（事實上，「他出門」和「他身上臟」在邏輯地位上是相同的，都只是必要條件）詭辯的架構不能用這樣的句子，而需要「如果一個人身上臟，那麼他回去洗澡」和「如果一個人有洗澡的習慣，那麼他會去洗澡」這樣的兩句或以上的符合受眾的源自經驗的直覺的論證，以使這多個結論在神不知鬼不覺間呈現出矛盾的假象。 在上一段中，我其實已經把問題引向了直覺——直覺源自「若A，則B以極大概率出現」的經驗，可能讓我們忽視A與B之間可能並不具有必然的邏輯聯系。直覺並不是一種思維過程，我們運用直覺時並不會想到具象化的語言表述，直覺類似條件反射，而且在生活中，我們運用直覺的次數似乎遠超運用邏輯的次數。志宇啟發我思考直覺的來源，作為非理性的，被廣泛使用的，絕對可說是一種人類的本能的直覺的來源。一百個身上臟的人中有99個會成功地去洗澡，一千次見到老虎，會有998次老虎試圖幹掉原始人。若運用邏輯，我們會試圖找到足夠充分的條件來論證老虎會不會對我有威脅，會考慮這是只病虎嗎？這老虎心情好嗎？我和老虎之間會不會有玻璃幕牆呢？等考慮完，很可能你早就完了。所以原始人發展出了這樣一種本能趨向，不經思考地對某些已得到經驗（直接或間接）證實的現象的出現做出本能的反應，這就是直覺。直覺無需思考，也就極大地縮短了反應時間，這種縮短固然會因非邏輯性而導致或多或少的副作用，比如老虎不追趕原始人的那兩次，原始人就白白消耗了體力，但一千次同類事件中，998個原始人保全性命的幾率提高了，只有兩個原始人消耗了無必要的體力，孰輕孰重，自然選擇會幫助作為物種的我們做出正確的選擇。一方面，直覺具有這樣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邏輯具有無必要性，並因此可能增加無必要的消耗。後一方面才終於和「中國人為什麼缺乏邏輯」掛上了鉤。 原始部落生活的范圍很小，身邊的動植物、會遇到的情況很少，總共就那麼幾種葉子和果子能吃，那麼幾種動物需要被害怕，於是邏輯變得一無用處，看到果子，直覺地去吃就行了，看到異性，直覺地去追就行了，無須邏輯分析。在這一階段，全世界的野蠻人都沒有邏輯，也都不需要，更不想要邏輯。可是，隨著農業的發展，情況出現了變化。中國的社會呈現著極強的鄉土性，對土地的依賴造成了經年累月居住在一個地方，費孝通先生說：「歷世不移的結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長大，而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長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極長時間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們在這地方混熟了，他們的經驗也必然就是子孫們所會得到的經驗。時間的悠久是從譜繫上說的，從每個人可能得到經驗說，卻是同一方式的反覆重演。同一戲台上演著同一的戲，這個班子里演員所需要記得的，也只有一套戲文。他們個別的經驗，就等於世代的經驗。經驗無需不斷累積，只需老是保存。」這樣一來問題就很明顯了，鄉土中國因其穩定無新意而保存了邏輯的無必要性，正如它保存了文字和記憶的無必要性（費孝通《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談了文字之無用），也就保存了直覺的優越性。反觀希臘，作為地貧之所，不得不早早開拓海洋，把小帆船開得滿地中海都是，各個地方的不同地理環境使希臘人不斷遇到經驗所不可及的新情況，在應對新情況的過程中，直覺再不能體現優越性，邏輯則因有助於克服成見，分析嶄新的所見所聞、所做所為會產生的必然後果，找到最有利於自己的選擇而迅速崛起。因而，自覺的邏輯學的產生之地也是古希臘，詭辯論的產生並不能說明邏輯的落後，而這種構建特殊矛盾的思維游戲恰恰反映了希臘人對邏輯思考的追求和進步。軸心時代的偉大東西方哲人，就這樣分道揚鑣了，希臘的傳統後來拓展成為了整個西方思維方式的重要來源。 所以，我們找到了一種解釋：中國人缺乏邏輯，是因為漫長的小農經濟時代使中國人不需要邏輯。接下來，我們告別馬林諾夫斯基，告別功能主義，詰問下去：國門被迫打開，工業化開始也這么多年了，作為面對無窮新現狀現代人，我們需要邏輯，但我們為什麼還是缺乏邏輯？（曾有利於原始人的本能的直覺往往造成現代人的困擾，我們在與本能作戰。舉兩個例子，對於原始人，黑暗意味著很大的未知危險，於是原始人發展出了畏避黑暗的直覺，但對於現代人，邏輯會告訴我們黑暗中的危險恐怕幾率很低。再比如，原始人沒有精密的政治-傳媒系統，但對於現代人，政治傳媒利用直覺所造成的誤導卻可能極大影響公共利益） David Strand說：辛亥革命給中國留下了曠日持久的共和主義政治文化，它以鼓舞人心的演講，喧鬧的集會以及粗礦的示威為特徵。這種誰聲音大誰牛逼的政治文化可能起源於辛亥革命，但真正被發揚到國人內心裡，則是在1949以後了。這個執政黨以動員底層群眾為特徵，通過一次次大動員破壞掉理性較強的知識階層，而民眾事實上也並非成為了真正的政治主體，政黨動員是群眾唯一的指揮棒。雖然唯一的力量僅僅是政黨和動員，但政治生態的體現者卻是作為群情激奮者的烏合之眾。這就又要扯勒龐了，群體的非理性事實上就是非邏輯性，直覺性，跟著聲音最高，說的話看似最正確的那個人走的性質。群眾運動中，你沒必要嚴密論證你的觀點，群眾沒耐心聽的，你需要的是幾個華麗簡短的口號一隻高音喇叭。知識階層可能可以保持邏輯性，但知識階層的話語權已經被消弭掉了。文革徹底打亂了邏輯世界，讓已經群情激奮了一百年的中國人幾乎徹底失去了在政治參與中保持邏輯性的能力。（邏輯的施展需要溫和的心態來排除感性的干擾，群眾運動的大行其道所破壞的正是這種心態。熊十力文革時在上海的公園里一遍遍自然自語：「中國文化亡了。」可見至少儒家在心態上是適於邏輯活動的）又加之互聯網文化中天然的反邏輯性（微博140個字，你怎麼嚴密舉出令結論成立的諸種條件？而喊口號最能吸引來淺閱讀成性粉絲），中國網路的非邏輯性便體現得尤其嚴重了。 不喜歡談政治，那就這樣吧。我覺得我怎麼文風變得這么絮絮叨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