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國家都喜歡把自己的革命時間往前提
㈠ 革命為什麼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必然選擇
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國人民在外爭獨立，內爭民主，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改變成為獨立民主國家的積極探索和艱苦鬥爭的過程中，最終順應時代發展的趨勢，做出了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選擇。
一
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和《南京條約》的簽訂，以及隨之而來引起的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急劇變化，給當時愛國的封建士大夫以極大地震動和刺激。最早睜眼看世界的是林則徐。林則徐從查禁鴉片和抵禦侵略的需要出發，開始注意了解西方情況，並購買西方軍火，學習先進的製造技術；而魏源明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建議統治者不僅需要象歷代統治者那樣勵精圖治，整軍經武，而且還要通過學習西方在軍事上獨具優勢的戰艦、火器和養兵練兵之法來強大自己，抵抗侵略。盡管他們是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上，但他們喚醒和激勵了更多的先進分子開始揭露批判清朝的腐敗，做出了建議清朝政府改革、興利除弊的新選擇。
1851年洪秀全領導農民起義，建立了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政權，並頒布了自己的綱領《天朝田畝制度》，把兩千年來的封建農民起義推向最高峰。然而由於受農民小生產的局限，洪秀全只是把一種能為小生產者所接受的基督教平等思想加以儒化改造，在本質上仍不過是用新的迷信代替舊迷信，他所建立起的天朝政權，也只不過是一個新的封建王國的胚胎。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天國後期重要領導人干王洪仁軒寫出了一部具有鮮明資本主義色彩的《資政新篇》。他是中國第一個明確提出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的政治思想家。但是由於缺乏必備的社會條件和階級基礎，他的思想不可能被付之實踐。
太平天國衰敗之時，正是洋務運動興起之日。在30多年的時間里，洋務派大辦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這在世界資本主義頻繁入侵，商戰、兵戰紛至而來的時代具有明顯現實意義。然而洋務派僅僅認識到自身武器技術的落後，而不承認中國封建社會制度已腐朽。中日甲午戰爭的戰敗及《馬關條約》的簽定，標志著洋務運動的失敗。許多曾經是洋務派成員的改良主義者很快醒悟到，只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而不改革封建政治制度是不行的，他們終於同洋務派分道揚鑣，而成為洋務運動的有力批判者，也使中國人民在探索救國的道路上有了一個重大轉折，在對社會發展的認識上有了一個飛躍。
二
19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改良主義思想的人逐年增加。他們抨擊洋務派，要求建立君主立憲制度。這種改良思潮，在甲午戰爭後，變為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要求維新變法、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然而變法僅僅實行了103天就遭到了頑固派的殘酷鎮壓。維新派的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剛剛形成或正在形成之中，它的階級基礎和經濟基礎十分薄弱，依靠統治者自上而下的改革在當時的中國是行不通的。1900年，以農民為主體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爆發。但隨著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定，中國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歷史證明，中國農民並不能解放自己，他們沒有科學思想作指導。
20世紀初期，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派代表、偉大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先是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繼而打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大旗，號召人們通過武力推翻封建統治，建立一個 「民主共和國」。1911年10月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了。1912年1月1日，在中國歷史上建立起了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2月12日清帝的退位，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然而，由於革命黨人的軟弱，政權很快被袁世凱集團篡奪，雖然在隨後的十幾年裡孫中山發動了多次的革命和運動，仍然改變不了北洋軍閥集團對中國社會的長期的半殖民半封建的黑暗統治。歷史告訴我們，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主張也不能挽救中國，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三
歷史告訴我們，面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這樣強大的敵人，想依靠少數人取得革命成功，建立鞏固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革命才能成功。在歷史教訓啟發下，中國人民繼續前進，引進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人民革命的思想武器，為中國開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馬克思主義的傳入給中國革命注入了新血液，它一經傳入便為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所接受。十月革命的勝利，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並使他們有了新的認識，開始懂得應把中國的革命事業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結合起來。隨著無產階級的發展壯大，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產生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革命局面為之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人經過頑強的積極探索，在艱苦的斗爭中逐漸形成了指導中國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人民緊緊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同一切反動勢力作斗爭，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經過100多年努力探索、艱苦鬥爭的結果，是中國人民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選擇的結果，也是中國100多年來歷史發展的必然。建國近6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痛苦的反思,撥亂反正，實事求是，終於摸索出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實踐證明了我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㈡ 中國革命為什麼要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農村包圍城市是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
一、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必要性
1．從中國的社會性質看
中國是一個外無獨立內無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無議會可以利用，共產黨沒有進行合法斗爭的條件，人民要當家作主，奪取政權，只有進行武裝斗爭。
2．從中國革命的動力看
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農民不僅人數廣大，而且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農民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民主革命的實質是農民革命。中國的武裝斗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革命戰爭。
3．從敵我力量對比看
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革命力量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地弱小。在這種情況下，革命力量不可能馬上同敵人進行決戰，一下子取得勝利，而應同敵人作長期的持久的斗爭，逐步積累和發展革命力量，准備將來同敵人進行決戰，這就需要建立革命根據地作為革命陣地。
二、工農武裝割據存在與發展的原因和條件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而它在中國發生，當有其獨特的原因和條件。
1．中國是一個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受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
2．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影響的遺留。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大革命的影響還遺留在這些地區的廣大群眾中，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准備了群眾基礎。
3．全國革命的形勢是在向前發展的。所以，紅色區域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
4．已建立了一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毛澤東認為，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中心支柱和根本保證。
5．有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毛澤東說，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犯錯誤，是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又一個要緊的條件。
以上五個條件，前三個條件為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客觀條件，其中第一個條件最重要；後兩個條件為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主觀條件，有了這個主觀條件，就可以充分發揮客觀條件的作用，把可能性最後變為現實。
三、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
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是中國經濟政治發不平衡的必然產物，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具體表現為：
（1）革命發展領域的不平衡。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域是廣泛的，有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多種革命運動，但主要是工農運動。革命發展領域的不平衡主要表現為，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發展程度的不平衡。
（2）革命發展城鄉的不平衡。黨成立後，一直重視城市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鄉村農民運動則在1925年才開始起步，故大革命失敗以前，就全國范圍看，是鄉村斗爭落後於城市斗爭。
（3）革命發展地區的不平衡。體現在：南、北方革命運動發展不平衡；在革命發展的南方各地，也存在發展的不平衡；在共產黨建立的紅色蘇區內也存在不平衡性。
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實踐和理論意義
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革命新道路的開辟，無論在中國革命史上，還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革命新道路的開辟，實現了中國革命由城市轉向農村的歷史性轉變，保存和發展了革命力量。
第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最後勝利。
第三，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學說，為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人民解放斗爭提供了重要經驗。
第四，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標志。
㈢ 中國革命為什麼必須以武裝斗爭為革命為什麼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毛澤東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斗爭中，提出了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斗爭理論的重大發展。
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是因為：
第一，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內部沒有民主制度，受封建軍閥的軍事獨裁統治；外部沒有民族獨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罷工的合法權利，根本不存在經過長期的合法斗爭來教育群眾、組織力量、積蓄力量的可能性。
所以在中國，只能是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
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正如毛澤東所指出：「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徵。」
第二，中國又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大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的80%以上，他們深受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具有極大的革命積極性，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
中國的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的土地革命；中國的武裝斗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毛澤東指出，只有認清了中國的國情，才能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
「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要奪取民主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就必須派遣自己的先鋒隊深人農村，用革命思想宣傳農民、發動農民、組織農民、武裝農民，開展土地革命，進行長期的革命戰爭，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使廣大農村成為中國民主革命走向全國勝利的戰略基地。
第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中國社會發展極不平衡。中國革命的敵人異常強大，大大超過了有組織的革命力量。他們總是長期占據著中心城市，而廣大鄉村則是他們統治的薄弱環節。歷史證明，革命的勝利總是從反革命勢力統治比較薄弱的地方開始的。
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交通通訊的不發達，土地廣闊有較大的迴旋餘地，軍閥割據和國家的不統一讓省際交界的農村山區容易成為紅軍安身之地。
因此，革命力量要求得生存和發展，就應避免在力量不足時，與敵人在城市決戰，而必須把革命的重心轉移到鄉村，在那裡保存自己，爭取群眾，積蓄力量，發展自己，把落後的農村改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藉以在長期斗爭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
(3)為什麼國家都喜歡把自己的革命時間往前提擴展閱讀：
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的基礎和前提，又是這個理論的重要內容，但不等於就解決了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問題。要把工農武裝割據發展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還必須解決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農村斗爭與城市斗爭的關系；
二是一小塊或幾小塊農村革命根據地與奪取全國勝利的關系。這里的關鍵是，要認識中國革命應以農村革命為中心，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下決心經營農村，建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以此作為全國革命勝利的出發點。毛澤東關於以農村革命為中心的思想，是有一個形成和發展過程的。
㈣ 為什麼說革命，建設和改革都要走自己的路
首先，堅持走自己的路是中國基本國情的需要。中國復強的領導政黨是一個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但中國革命時期所面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是馬列思想體系所沒有的。如果一味的遵循馬列思想帶領中國革命而不思變革，探索和總結新的指導思想，中國的革命事業也只能是舉步維艱。事實上也證明了這一點，在中國革命初期，以王明古博等以馬列絕對擁護者身份自居的組成的中央領導層堅持中國革命應該學習蘇俄革命走城市包圍農村線路。但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堅持認為中國國情是馬列思想不曾涵蓋的，所以中國革命也不能一味的照搬蘇俄線路，這是犯了教條主義錯誤。而農村包圍城市的匯流排路才是更符合中國國情的線路方針。很可惜，當時這個思想路線在中國共產黨員間引起足夠的重視，才使中國革命早期遭遇了很大的挫折。到了革命勝利，建立了新的中國政府後，經濟建設是當時政府領導人所要考慮的首要問題。但在如何發展上，中國領導人又犯了照搬別人方法路線的錯誤才導致了中國文革的十年浩劫。一次次的失敗與總結證實了，中國要想發展復強就必須堅持走自己的路線。第二，堅持走自己的路線也滿足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統一的哲學思想。中國為什麼要革命，為什麼要發展？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存在著矛盾，阻礙了進步，要除去這些矛盾中國必須革命、發展壯大自己。最開始，中國的基本矛盾主要是帝國主義矛盾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所以中國要革命，設法推翻這些壓制我們的大山。到了抗日、解放時期中國所面臨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建立一個穩定的、統一的民族權。建國後至今，落後的生產力不能滿足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然而這些不同時期的不同矛盾結合中國國情又是世界革命發展史上獨一無二的。第三，堅持走自己的路也是作為一個世界強國的中國所必須的。中國要發展不單只是為了解決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中國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與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相符的世界強國，使中國人民在世界人民面前擁有屬於自己的尊嚴，然後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如果一味的學習別人，多多少少會受到別人的限制。最後，堅持走自己的路線也是中國在不斷摸索學習中總結出來的。
㈤ 中國漸進式革命的特點
世界上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就
18世紀下半葉和19世紀，在英國、法國、比利時、德國、美國等歐美先進國家首先發生了工業革命。
機器大工業的產生開辟了利用大自然賦予人類的豐富自然資源的廣闊前景，這就使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產業結構發生根本變化，原來以農業為基礎的農業社會轉變為以工業為基礎的工業社會。這些國家的綜合國力大為增強。世界經濟、科學文化、軍事和政治的重心從亞洲古老文明國家轉移到歐洲和北美，世界格局隨之發生重大變化。
世界上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
一、生產力的一次巨大飛躍
以機器取代手工工具，以蒸汽機、內燃機和電動機等動力機械取代人力、獸力、水力和風力，克服了人力獸力的局限性和自然力的不可遇見性及難以控制性，提高了人類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使生產力發生了巨大的飛躍。與過去時代的技術變革相比，工業革命中生產技術的變革具有全面、深刻、規模大等特點。它涉及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從紡織工業到動力工業，從采礦業到冶金業，從金屬加工到工作母機的製造，從農業到交通運輸業，沒有一個部門不被捲入技術革命的洪流。在許多工業部門，機械化涉及生產的全過程。
採用機器僅僅是工業革命的一個方面，生產組織和管理的科學化對提高生產效率也起了重要作用。把大量的機器和人力集中在工廠里，實現勞動分工的高度專業化；把生產過程中各個環節的機器合理地組成機器系統，形成生產流水線；科學地計算完成每道工序所需的勞動時間，合理地安排勞動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產品元部件的專業化，增加可替換性，以便實現產品的專業化和規模化生產，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的耐用性，以上這些措施都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相伴發展，有充足的勞動力、動力和原材料供應，公用設施齊備，有利於發揮生產專業化和協作的優勢及提高投資效益。
新材料的發現和發明對發展生產力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冶金工業的技術進步，特別是鋼鐵工業的發展為工作機、工作母機、交通工具、建築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堅固耐用的基礎材料，煤氣製造、發電技術和石油提煉方法的發明為人類提供了新型熱源和動力。化學工業的發展使人工製造染料、肥料、葯品和其他與人類生活有密切關系的產品成為可能。
生產過程的機械化和組織管理的科學化，使勞動生產率成倍提高，工業生產量和貿易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各項社會經濟指標都明顯改善。在1820—1980年的160年間，16個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總量增至60倍，人口增至4倍，人均產值增至13倍，而一個勞動力的平均年工時卻從3000小時減至不到1700小時，勞動生產率提高約20倍，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至70歲。
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向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幅度同樣給人以深刻印象。1860年至1913年期間，世界工業生產量增長7倍，世界貿易額從1851年的6.41億英鎊增至1913年的78.4億英鎊，增長11.2倍。工業發達國家在世界工業和貿易增長中佔了很大份額。
工業革命使歐美國家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以英國為例，英國（聯合王國）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1770年的45％降到1841年的22％，1901年再降至6％，工業相應地從24％上升至34％和40％。大不列顛農業勞動力在總勞動力中的比重從1801年的35％下降至1901年的9％，工業勞動力則從29％上升到54％。
工廠工業的發展導致工業資產階級和產業無產階級的產生，使社會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化。近代大工業的建立奠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確立了資產階級在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把舊時占統治地位的貴族和地主階級排擠到次要地位。各國經過資產階級激進運動或民主革命，或通過一系列漸進式的改革，資產階級獲得參政權，多數居民亦獲得選舉權，政黨政治及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逐漸建立起來。經濟基礎的發展使國家職能發生變化，政府的機構從王要管理財政、外交、軍事和內政等，變成執行多種職能的龐大機器。以英國政府機構設置為例，1761年政府僅有14個大臣席位，到1892年自由黨組閣時，主管大臣席位增至48個，政府加強了管理經濟、教育、殖民事務、地方事務和司法方面的職能，政府機構的設置和國家職能趨於現代化。資產階級為維護其經濟利益和鞏固其階級統治，建立了非常龐雜和完善的國家機器。經濟上強大起來的歐美大國在對世界其餘地區進行經濟、軍事和領土擴張的同時，還竭力把它們的政治制度推廣到全世界。
二、全球交通網及世界市場的形成
在前工業社會，由於交通工具落後、旅行困難，世界各地區之間基本上處於隔絕狀態，人員往來，文化和商品交流都不多。直到汽船發明以前，海上運輸既費時又艱險，從歐洲到美洲需要航行約2個月。歐洲與美、亞、非各地區的貿易僅為少數冒險商人操縱，外來商品數量和品種都很少，價格非常昂貴。歐洲航海家、商人和傳教士所涉足的地區僅限於沿海商站和河口，亞、非、美各大洲的腹地對歐洲人來說，還罕為人知，至於大洋洲，直到17世紀才被歐洲人發現。
工業革命時期，蒸汽機與船運和陸地軌道運輸的結合，使社會進入汽船和鐵路運輸時代。交通運輸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地球上各地區彼此隔絕的狀態。自從1819年美國汽船「薩凡納」號橫渡大西洋抵達利物浦和彼得堡後，從歐洲國家到美洲的航行時間從約2個月縮短到19世紀中的10—15天。歐洲國家之間，歐洲和其他各大洲之間，凡可通航的地方，都建立了定期和不定期的航運聯系。在19世紀，造船技術取得長足進步，推進裝置由明輪翼改為螺旋槳，船體由木製改為鐵制和鋼制。19世紀70年代以後，汽船在數量上壓倒木船。英、美、法、德等國都相繼建立遠洋運輸公司，開辟了歐美之間及歐美各國通向亞非各重要港口的定期航線。
自從英國於1825年建成世界上第一條鐵路以後，興建鐵路的熱潮很快波及歐洲大陸和北美，進而蔓延到歐美國家的殖民地和附屬國。世界鐵路總長度由1840年的5490英里增至1880年的22.2萬英里，1900年達到46.6萬英里。一些國家修建了橫跨大陸的鐵路干線和國際鐵路。美國走在各國前列。它在19世紀建成5條橫貫全國的鐵路干線，把美國東西兩岸和南北疆域都連接起來。加拿大也於1885年建成跨越大陸的鐵路。1888年，歐洲建成加來至君士坦丁堡的大鐵路。1903年，俄國建成西伯利亞大鐵路。南美洲從阿根廷到智利的鐵路也於1910年建成。鐵路運輸和公路運輸的發展擴大了大陸各地區之間的聯系，拓寬了商品市場。
歐美國家為了擴大海外市場和加強殖民掠奪，致力於打通遠洋運輸的瓶頸。1855年，美國建成穿越巴拿馬地峽的鐵路，1914年建成巴拿馬運河。這條鐵路和運河把大西洋和太平洋連接起來，使兩洋間的海路大為縮短。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使倫敦到新加坡和孟買的距離分別縮短了1/3和2/5。1895年德國建成基爾運河，開通了北海和波羅的海間的捷徑。
聯結各大洲和大洋的海路的開通，使海上運輸網和陸上運輸網互相銜接，形成全球性的交通運輸網路，導致世界市場的形成。
此外，電報和電話等先進通訊手段的發明和廣泛應用，為世界各地區間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先進工具。
三、先進技術的擴散
工業革命中產生的新技術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必然要從它誕生的地方向周圍傳播，盡管這種傳播會受到各種政治因素和社會條件的影響，但最終還是會推動世界各地區經濟的發展。
近代技術革命的中心首先是英國，然後迅速向歐洲大陸和北美蔓延，再進一步傳播到全世界。新技術的擴散主要通過先進國家對外出口機器、對外投資、工程技術人員的流動和技術走私等途徑。
最先吸收英國先進技術的是社會經濟條件較好的歐洲大陸國家和北美，其次是白人殖民地，再次才是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其他國家。
18世紀下半葉和19世紀初，英國企圖壟斷先進的工業生產技術，曾頒布禁止熟練工人移民和機器出口的禁令。但新技術是封鎖不住的，一些先進機器經特許或走私出口到其他國家，許多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不顧禁令移居國外，向移居國帶去先進生產技術、機器圖紙和技術知識。有些技術情報通過刊物公布於世。
法國在18世紀70年代就引進英國的珍妮紡紗機，隨後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都引進了英國的紡紗機和織布機，機械化的紡織工業技術不久就傳遍了全世界。英國新型的動力機—蒸汽機也在極短的時間內傳到歐洲大陸和北美。法國建成第一條鐵路僅比英國第一條鐵路晚5年，美國晚7年，德國晚10年。在英國出現鐵路後的一二十年裡，在歐洲和北美就掀起了鐵路熱，一種嶄新的陸上交通工具很快風靡全球。
歐洲大陸國家和北美不僅大量進口英國的機器，還引進英國企業家和技術人員。在這方面，法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英國企業家艾倫·曼比和他的四個兒子在法國建立機器製造廠和煤氣廠，並擁有內河汽船。曼比和他的合夥人丹尼爾·威爾遜在巴黎附近開設機器製造企業，這些英國人建造的企業對該時期法國工業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約翰·威爾金森1785年在勒克勒佐建造了法國第一座焦炭煉鐵爐。英國資本、技術知識和熟練的工程師促進了法國內部的汽船運輸和鐵路建設。
19世紀40年代，約有一半的法國鐵路公司股份都是英國的。在法國的英國工程技術人員不勝枚舉，至1830年，有1.5至2萬英國工人受雇於法國，在工廠、鐵路和運河上操縱從英國進口的設備。
英國人約翰·休斯1869年與新俄羅斯合作創建了烏克蘭煉鐵工業，最初該企業的礦工、攪煉工和高爐工都來自威爾士。愛爾蘭企業家W．T．馬爾瓦尼及其合夥人在開發魯爾煤田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蘭開夏機械師威廉、科克里爾幫助比利時創建了紡織業和冶金工業，並在那裡安裝了第一台蒸汽機。挪威也是因引進英國技術和設備，才發展了近代棉紡織工業的。
英國技術對外傳播的一個重要渠道是對外投資。19世紀，英國是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在英國資本的支持下，在歐洲和北美建起了一系列的鐵路公司，內河航運公司、礦山、紡織廠、機器製造廠、煤氣廠和自來水廠。資本輸出與機器設備的出口和技術人員移居國外，三者往往緊密相聯，互相密不可分。
英國和跟隨其後的其他歐美國家工業革命的技術成就也傳到拉丁美洲、大洋洲、亞洲和非洲，但這些國家的命運與歐美國家大不相同，這在下一節里談。
四、歐美國家工業革命對亞、非、拉國家的雙重影響
歐美國家的工業革命對亞非拉地區歷史的發展卻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它加快了弱小國家淪為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過程。與此同時，在歐美列強對亞非拉進行殖民掠奪和經濟開發的時候，也不可避免地把歐美先進的工業技術帶到這些地區，使這些國家緩慢地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與歐美國家比較起來，亞非拉國家通向現代化的道路是極具艱難曲折的，充滿了險阻和挫折，阻力主要來自歐美列強的掠奪和奴役性政策。
工業革命使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力飛躍發展，工業製成品成倍增長。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群眾處於被剝削地位，購買力低下，國內市場需求增長緩慢，接納不了迅速增多的產品，以致造成生產過剩的危機，因此資本家們急於擴大海外市場。同時，歐美列強對原材料和農產品的需求量也急劇增長，擴大廉價的原料和農產品來源也成了這些國家的當務之急。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地位使這些國家獲得大量超額利潤，形成剩餘資本，需要到欠發達國家和殖民地去尋找有利的投資場所，以便利用那些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賺取更多的超額利潤。這些因素推動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一個空前規模的殖民擴張浪潮。工業革命也使歐美大國具備了向外擴張的物質力量。
19世紀，特別是該世紀最後30年，是歐美列強爭奪殖民地最激烈、最瘋狂的年代，它們爭奪的范圍從亞洲、非洲、拉美和澳洲的沿海地區延伸到內地，凡是可以開發的地區都有殖民主義者的足跡，整個世界都被帝國主義者瓜分殆盡。
最早開始工業革命的英國也是最大的殖民帝國。亞洲經濟比較發達的文明古國是英國掠奪的首要對象。到19世紀中，英國完全征服印度，並通過2次鴉片戰爭，強迫中國政府割地、賠款和開放通商口岸。它還先後征服新加坡、馬來西亞、沙撈越、北婆羅州、汶萊、阿富汗、緬甸等國家和地區，宣布它們為英國的殖民地或保護國。法國則把印度支那作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它多次發動侵略戰爭，最後於80年代佔領印度支那，稍後又與英國劃分在暹羅的勢力范圍。非洲大部分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相對遲緩，但那裡資源十分豐富，是西方列強爭奪的最後一塊大陸。
進入19世紀70年代以後，列強瓜分非洲的斗爭進入一個新階段。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後，北非成為英法兩國爭奪的焦點，埃及於1882年淪為英國殖民地。然後英國殖民主義者溯尼羅河而上，佔領蘇丹和整個尼羅河流域，法國則把阿爾及爾、突尼西亞和北摩洛哥變成自己的勢力范圍。在西非，英、法為爭奪尼日河和剛果河流域而進行角逐。英國佔領了獅子山、甘比亞河、伏爾塔河、尼日河下游的土地，以及黃金海岸（今迦納）和奈及利亞。從80年代起，從地中海到幾內亞的大片土地，形成法屬非洲。德國剛剛完成工業革命，工業家們就建立殖民協會（1882年），推動殖民擴張。德國在80年代奪占盛產金剛石的安格拉、佩昆納，並宣布多哥和喀麥隆為德國保護國。荷蘭和比利時也參與了對非洲的殖民掠奪。
美國在1817年成立殖民協會，鼓吹殖民主義。工業化加快了美國殖民擴張的步伐，首先是越過阿巴拉契侖山脈，向西擴張領土，大肆屠殺印第安人，強占他們的家園。40年代，美國發動對墨西哥的戰爭，吞並得克薩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拉丁美洲被美國資本視為擴張重點。
1898年，美國發動美西戰爭，奪取古巴、波多黎各、太平洋上的關島、菲律賓群島，並正式吞並夏威夷群島。
拉丁美洲原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1810年至1826年期間，拉美人民經過獨立運動，紛紛取得民族獨立。但新獨立國家在政治經濟上很軟弱，英、法、美等國資本乘虛而入，加緊進行經濟滲透，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它們通過大量移民、直接投資、進行不平等貿易等方式，掠奪該地區資源，剝削其廉價勞動力，使這些國家陷入半殖民地的境地。
工業革命以後，西方列強在大肆擴張殖民地的同時，還改變了對殖民地的掠奪方式。在前工業化時期，殖民掠奪的主角是商業資本及其所控制的特許公司。它們對殖民地雖然也進行經濟開發，但更多的是採取直接掠奪、強迫納貢、掠奪式貿易等方式，這些活動並未在殖民地造成根本性的社會和經濟變化。工業革命以後，西方工業國家由於經濟發展的需要，加強了對殖民地的經濟開發，把殖民地當作推銷工業品的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殖民地成了工業資本的剝削對象。他們為了利用殖民地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積極投資鋪設鐵路，修建港口，開發礦山，採伐森林，興辦種植園，建立加工工廠，特別是初級加工工場。殖民活動的范圍向廣度和深度發展。這一時期的殖民活動使被征服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狀況發生深刻變化，使它們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一部分。
19世紀以前，歐洲國家對非洲的掠奪除了掠取黃金、金剛石、象牙等貴重物品以外，主要是獵獲黑人，從事奴隸貿易，以此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手段。進入工業革命階段以後，歐洲工業資產階級認為把非洲開辟為工業品市場、原料來源和投資場所更為有利，轉而採取反對奴隸貿易的立場，原先積極從事奴隸貿易的英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都在19世紀頭20年先後宣布禁止奴隸貿易。歐洲工業國需要利用非洲的人力資源開發那裡的礦山和土地，以獲取更多的超額利潤。
澳大利亞在1820年前是英國的罪犯流放地，此後英國改變政策，從1840年停止向那裡流放罪犯，轉向重視經濟開發，大量移民，在那裡開采黃金等礦藏，發展養羊業，把澳變成「『約翰牛』的羊毛袋」。1807年，澳大利亞開始出口細羊毛，到1831年，出口量達250萬磅。1851年，澳多處發現金礦，出現淘金熱，此後10年間，黃金開采量價值12400萬英鎊，在此期間羊毛出口量和糧食種植面積都擴大了1倍以上。澳大利亞經濟發展的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都超過了母國。
英國對印度掠奪方式的改變最能說明工業革命對殖民地國家命運的影響。原先，英國對印度的掠奪主要通過東印度公司進行。它強佔印度土地，徵收賦稅，巧取豪奪。該公司壟斷了東方香料、棉絲織品和茶葉向歐洲市場的出口，賺取暴利。工業革命開始後，英國新生工業資產階級急需擴大海外市場，對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地位提出挑戰。1813年，該公司的貿易業務被取消，變成英國進行殖民統治的軍事行政機構。從此，英國工業品大量湧入印度。
印度曾是紡織工業大國，其手工棉絲織品曾享譽歐洲市場。英國為保護本國毛織業，曾禁止英國人穿戴印度棉織品，對進口棉布徵收高額關稅。英國機器紡織業發展起來以後，機制棉紗和布匹大量輸入印度，在1830—1880年期間，英國輸往印度的棉布從5690萬碼（包括中國、日本、爪哇）增加到181340萬碼，出口印度的棉紗從490萬磅增至4710萬磅。1850年，英國輸往印度的棉織品占其棉織品出口總額的1/4。印度從棉絲織的重要出口國變成進口大國，到50年代末和70年代，印度進口的棉製品和絲毛織品已佔商品總額的50％以上。英國的機器製成品摧毀了印度的手紡車的手織機，破壞了殖民地的城鄉手工業。英國的蒸汽機的科學在印度全境把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徹底摧毀了，使千百萬城鄉手工業者和以手工業為副業的農民喪失生計。除紡織品以外，英國還向印度出口金屬製品、陶瓷、玻璃、紙張等工業製成品，印度成為英國在亞洲最重要的市場。
從兩次鴉片戰爭時起，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強行轟開中國大門，把中國變成了歐美工業國家的工業品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
在東方，只有日本倖免於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劇，它通過明治維新，革新政治，成功地學習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獨立地走上工業化的道路，最後也加入了殖民擴張的行列。
歐美工業國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貿易主要是進口原材料和食品，出口工業製成品。以英國為例，1870—1879年期間，英國出口商品中，食品和原料僅佔16.6％，而工業品卻佔83.4％，在進口商品中，食品和原料佔86.6％，工業品僅佔13.4％。同殖民地的貿易在主要殖民帝國的對外貿易中佔有重要地位。拿英國來說，1913年，殖民地食品在英國進口總額中佔30.3％，原料佔34.5％。
西方工業國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開發，對亞非拉的發展產生了雙重影響。
一方面，工業國家的機器製成品在大量傾銷到這些地區的時候，摧毀了當地傳統的手工業，使土著的手工業者紛紛破產，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遭到破壞。西方工業強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開發礦藏，發展單一農業，它們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在於把這些國家變成工業品市場、原料供給地和投資場所。
工業國家對亞非拉地區的經濟開發帶有強烈的掠奪和奴役性質，阻礙了當地經濟的正常發展。帝國主義國家操縱受奴役國家的經濟命脈，控制其財政、海關，主宰其經濟生活，使其長期處於依屬地位。
另一方面，西方工業強國在把亞非拉國家變成工業品市場和原料產地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把西方先進的工業生產技術和科學知識帶到那裡。西方列強的殖民開發打破了亞非拉國家的封閉和隔絕狀態，破壞了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使原來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和手工業土崩瓦解，促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緩慢發展，把亞非拉國家卷進了工業化的洪流，變成世界資本主義大市場的一部分。西方列強為了更好地掠奪亞非拉國家的資源和財富，一般都投資興建鐵路，發展陸上和水上運輸，發展商業，開設銀行，建立工廠，興辦學校，這些經濟活動客觀上促進了當地民族工業的發展和對農業社會的改造。
殖民地工業的發展造就了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廣大人民來說，遭受帝國主義列強奴役的過程是極其痛苦的，但它們經過煉獄般的磨難以後，終於覺醒，以無產階級為主力軍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多數國家都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獲得解放，紛紛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歐美國家的工業革命加快了世界歷也發展的進程，它不僅使西歐北美的經濟文化獲得空前的發展。也改變了亞非拉國家的歷史命運，把它們卷進了工業文明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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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現在還比較低，同我們這樣一個人多地大的國家的地位不相稱。我們建國三十五年來取得的成就是大的。但是中間經過一些波折，耽誤了一些時間。最大的波折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沒有這些波折，中國的面貌肯定不一樣了。最近六年來，我們改變了過去一些「左」的政策。現在我們一心一意地搞經濟建設。六年中，我們取得的成就超過了預想。看來，我們確定的在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八百美元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為了使中國發展起來，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是熱愛和平的。 齊衛平認為中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真正探索是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才開始的。雖歷經曲折,但認識漸趨統一,方向日益明確。中國革命深入發展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深入展開的過程。而毛澤東的革命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都是與這個過程緊密相連的,其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歷程可以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1927年-1930年是中共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步階段。毛澤東不僅以領導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創舉,揭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序幕,而且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理論思考。第二階段:1931年-1938年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認識進入理性思考的階段。促使毛澤東對此問題進行理性思考的一個重要因素是,1931年至1935年由於黨的「左」傾錯誤使革命遭到慘重失敗,推動毛澤東深入思考王明等人所謂「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反差性效果和危害性結局。第三階段:1939年-1945年是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個人理性思考外化為全黨自覺意識的階段。如果說,第二個階段主要還是以毛澤東個人觀點的深化和確定為特徵的話,那麼,第三階段則是以全黨認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統一為特徵。 毛澤東率先吹響了「反對本本主義」的號角,頂住共產國際的壓力,同「左」傾教條主義展開斗爭。1937年發表的《實踐論》、《矛盾論》為黨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繼而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延安整風又為全黨樹立了馬克思主義學風,從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明了方向。與此同時,毛澤東開創了以新民主主義為主體的包括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進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基礎。凌弓、郭永康認為毛澤東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鍵是解決了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的問題。在理論層面上,正確認識理論與實際的關系,立足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不「唯上唯書」,堅持獨立思考中國革命問題,正確把握國情,並以此作為解決革命問題的根據;在實踐層面上,以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為中心,創造性地提出新的思想理論和方針政策。詹松認為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開創者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開拓者。庄福齡撰文指出,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有四大創舉:(一)中國革命勝利道路的開辟,是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結果,是對列寧提出的東方各族人民所面臨的特殊任務的重大理論創新;(二)在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礎上,通過深入細致的整風學習,既成功更換了思想路線,又實現了全黨對指導思想的新抉擇;(三)創造性地以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為指針,尋求一條同斯大林路線不同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四)從毛澤東依靠民主「新路」到進一步貫徹社會主義的民主集中制,力圖扭轉形勢,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國情更好地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密切相連的重大問題,鍾德濤指出,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先行者、旗手和奠基人。毛澤東的艱辛探索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積累的實踐經驗為後來形成的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貢獻有:(一)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較早注重從理論和實踐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探討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二)毛澤東首先舉起反對「本本主義」的旗幟,最早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三)毛澤東最早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歷史任務;(四)毛澤東發表《實踐論》、《矛盾論》,從哲學上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基礎;(五)毛澤東首創整風運動,「樹立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路子;(六)毛澤東開辟了有中國特色的完整的革命道路,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科學論斷,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典範。姚中國認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的主要功績在於,最早提出並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之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探索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榮開明認為毛澤東留給我們的諸多精神財富中,最具根本性和長遠指導意義的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首創者、奠基者、不斷開拓者,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貢獻,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命題;(二)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豐富含義;(三)指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原則、基本途徑和方法;(四)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偉人最近，我們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現在經濟體制的改革重點在城市。城市的改革比農村的改革復雜得多。改革中，可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小毛病，但是不要緊。再過三年五年，可以證明我們中央全會通過的決定是正確的。如果按照決定所制定的方針走下去，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可以加快 。
我們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點經驗的話，那就是這幾年來重申了毛澤東同志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原則。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現在中國搞建設，也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六年來，中國農村就是根據這樣的原則，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過的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的決定，也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這是我們吃了苦頭總結出來的經驗。今後我們可能還會犯錯誤。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錯誤，第二發現不對就趕快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