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佳酿为什么这么便宜

❶ 奥地利有什么特产

伴着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约翰施特劳斯的优美乐章，奥地利的名字随之深入人心。山山水水间流淌着艺术之美的国度怎能错过。

奥地利十大特产：

01、莫扎特巧克力球

Mozart Kugel

奥地利的格蒙登地区盛产瓷器，这些瓷器共同的特点是花纹比较质朴清新。这一地区的瓷器还保持了手工生产的模式，在当代尤为可贵。

❷ 郭沫若的资料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当代着名文学、史学界权威人士，蜚声国际，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着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着名的革命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因为他的家乡有两条河叫"沫水"和"若水")。四川乐山人。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年（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参加革命工作，三十余年，为八一南昌起义之核心人物。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着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生闰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淮会长等职。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所着《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着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1944年，郭沫若歌颂明末女军事家秦良玉《咏秦良玉》。他的代表作有《星空》《女神》等。
《星空》和《天上的街市》《静夜》等诗歌。被收入新教材七年级语文27课和小学六年级教材。
(1892～1978），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郭沫若，男，汉族，中国现代着名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泰戈尔、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着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着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着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郭沫若名言

· 唾沫现在不管用了
· 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那还成个什么世界。
·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优惠的友情，得到仁惠的友情。
· 一万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泛交，抵不过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知心。
· 天才这个字本来含意极其暖昧，它的定义，决不是所谓“生而知之，不学而能”的。天地间生而知之的人没有。不学而能的人也没有。天才多半由于努力养成。天才多半由于细心养成。
·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
· 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的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
· 多读名家着作，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同样是必要的。
· 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
· 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
· 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
· 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
· 韬略终须建新国，奋发还得读良书。
· 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探求无穷的真理吧。
· 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
· 什么是天才！我想，天才就是勤奋的结果。
· 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勤奋。……有几分勤学苦练是成正比例的。
·我们只愿在真理的圣坛之前低头，不愿在一切物质的权威之前拜倒。
·有几分勤学苦练,天资就能发挥几分。天资的充分发挥和个人的勤学苦练是成正比的。
其他成就
1、书法家郭沫若：行草见长韵味无穷
在书法艺术方面，郭沫若同样成就璀璨，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 8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 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
10年以后，他的着名诗集《女神》等作品集问世，使其书体在更广泛的读者面前显露风采。上世纪 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 1937年他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笔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为纪念建国 15周年而创作的巨幅书法作品是郭沫若书法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在一幅 1.42米×3.57米的宣纸上，郭沫若用苍劲有力的行书，书写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八个气势磅礴的大字。市场拍卖时底价为 100万元人民币，最终以 319万元的价格改写了郭沫若书法作品成交记录，同时也刷新了近现代书法单件作品的成交记录。值得一提的是，乐山日报和乐山晚报的报头字体，也是集郭沫若手书作品而成。
若以书法家视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郭沫若可归入学者型或“文化人”类型的书家。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射出一种“文”的气息，宠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从笔端涓涓流出，生成与他诗、文、史种种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化境，以书法的外化形式展现给读者。
关于书法的学习，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说：“我从前也学过颜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功夫的”。从他的自叙可以看出他早年师颜鲁公的用功刻苦。从他的作品中，仍依稀可见颜鲁公的精神，比如线条的朴茂、敦厚；结体的宽博。郭沫若行草书的精妙之处，在于“意”的挥洒和“韵”的和谐。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使他拥有了人格的浪漫与文化思想的深刻，转换成书法作品时，即有了“意”的挥洒与“韵”的天成。如果以郭沫若在文学、人格上的浪漫与文化上的“狂飙”来视其书法创作，应该是耐人寻味的。沈尹默有诗评曰：“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掺无法法，东坡元是解书人。”
2、关于郭沫若书法作品的系列出版物
主要有郭平英主编《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种，印制精美，信息量大，极富欣赏价值和长久保存价值。如果说这些出版物的不足，则是因循惯例，仅在作品旁简单标注题名、尺寸、年代等，高雅有余，普及不足，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不能够从中了解书法家其人及其作品的价值。赵笑洁、东野长河着《中国书法家全集·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艺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恰恰弥补了上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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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关知识问答

知人论世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孟子提出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知人论世，应当是“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进行文学批评，也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 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
成语 知人论世
解释 原指了解一个人并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现也指鉴别人物的好坏，议论世事的得失。
出处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示例 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用法 作谓语；指鉴别人物的好坏。
白话文运动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刘复）等人响应。
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发表《寄陈独秀》，表示赞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1918年5月，《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五号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也增多了，并出现了以鲁迅的白话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的新作品。
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第一次大会。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1920年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除一二年级国文科改为语体文外，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
至此，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较显着的效果。“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在文体改革上是一个革命，而且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促进了新文学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以及汉字改革运动的发展。

新诗，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
新格律诗派因此逐步形成，由于新格律诗派源自于新月社,所以也称为新月派。
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格律诗派"的新诗人。
新格律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新格律诗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新格律诗派诗人中，徐志摩是最有代表性的杰出诗人。

朦胧诗派
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余光中等人。

先锋戏剧是关涉形式探索和艺术精神的，一种小众的
艺术，而这些与所谓的商业利润无关。
在我国从《恋爱的犀牛》开始，先锋戏剧开始广为人知，广为人看。很多年轻人把走进小剧场看先锋戏当作一种时尚，话剧演出消费开始列入工薪族的开支。由此戏剧演出开始改变了以前北京人艺一枝独秀的市场格局，在传统“现实主义”表演方法之外寻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表演样式。
创作就比较难了,你要有生活,没有生活来源的戏剧素材不是好的素材.
连大导演孟京辉也只能复排《等待戈多》.主要是没有拿得出来的新作品.
重要作品《绝对信号》《狗儿爷涅盘》《三姊妹·等待戈多》《哈姆雷特》《鸟人》《故事新编》《理查三世》

新式武侠开创现代武侠小说先河的,首推文学大师梁羽生.据说,梁羽生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的由来,竟是二个"门派"的"掌门人"因为"门户"之见在澳门的一场比武.而且据说这场比武三拳二脚之后,便以一派"掌门"将另一派掌门击倒在地而宣告结束.然而,这件事却剌激了梁羽生所在报社的编辑,这位编辑亲眼目睹了社会大众对这场比武追逐的狂热性,认为如果写出这样的故事,一定可以吸引众多读者,为报社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因此他把这项重任交给了梁羽生,梁羽生本人也热衷于新式文学的开创,于是现代武侠文化的第一部着作<龙虎斗京华>便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了.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奇想,但是功利性的目的最终却促进了一种独特文化的开创和延续,这不得不说是文化发达的成果,也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诗人的自杀问题
诗人里尔克说：“在真理中歌唱，是另一种呼吸。”
然而，在匮乏的时代，真诗人在与伪诗人的对垒和对真理的艰难追问中，在边缘化处境的虚无冷漠和内在狂暴的创造力的双重夹击下，
以生命的终结发出了没有答案的“天问”。

—、90年代：诗思的消失

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知识界“现代性”精神觉醒和反思历史、重写历史的时代，那么90年代，在商业大潮兴起及其与国际主流文化接轨中，整个文化界出现了全面转型。既从现代性走向了后现代性。由西学热转向国学热。由激进主义退回到保守主义。由思想启蒙走向了务实改良。由拷问灵魂进入到优雅怀旧。使人弄不清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90年代，无论是重金属摇滚的地动山摇，还是MTV的伤感纤柔；无论是时装时尚的媒体广告热，还是电脑多媒提的风靡南北；无论是愈打愈多的假冒伪劣，还是愈加恶化的环境。都分明使得人感到沉重的不再是“精神”而是“肉体”。精神在稀释中变“轻”。肉体在聚焦中变“热”。股票热、扫黄热、外企热、考托热、学车热、追星热、时装热，甚至有伪诗人热，行为艺术热。……当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甚至无用品时，诗思消逝，世界沦为“散文”世界。在那么短的几年间，诗人被“边缘化”了。长发披肩的歌手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而批评家却在忙着写一篇又一篇不关痛痒、不知所云的专栏文章。当滑行在意识话语和精英文化之间“码字”的写手重复着一个个圈套等待读者去钻时，深切的价值关怀被“金钱写作”所遮蔽时，语言浮肿，思想干瘪，诗意散尽。——也许，海子在90年代的门坎前自杀，正是他以“临终的慧眼”看到世纪末诗歌将在商业消费和技术理性的压榨下枝叶飘零，濒临绝灭，而先别而去？在生存领域和言说领域的“末世感”中，文艺的诗思对话功能为所谓的商业效果所取代。金钱成为唯一的目标，人们日益远离了对意识话语的反思。一切成了茫然不知所从的短暂行为，并都从中获得或多或少的肤浅快乐。我不得不问，在技术时代，诗歌何以安身立命？何处才能真正安顿我们的精神？而且，诗人何为并且何去？
在后现代文化理论语境中，理性、心性、理想、真理之类的关键词在思想的空场上日渐消隐。代之而起的是游戏规则的彻底改变或游戏规则的彻底解体：消解、平面、边缘……人们曾经依持理性、启蒙张扬人道主义。而如今，一切都在反理性、反启蒙、反人道中终结。因为精神的降解，人的存在变成无根之轻。诗人作为生活的目击者和意义的揭示者一直是人们讴歌的对象。因为诗人可独特地体验方式，把现实浑浑噩噩的生命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返归本来，诗一般的生活！然而，在世俗的媚俗本质和人们的短视行为中，它——诗人，竟然成了被嘲笑的产物。众多的伪诗人是加剧这种产生的催化剂。他们以轻浅游戏的文字玩弄了那其中本该具备的沉甸甸的价值关怀。使得伪装的体验走上诗的神圣祭坛。那些在语言操作中排列成长短句“诗人”，给人们的感觉是“非诗”。——冷漠的叙述方式，随意捏合的语言意象，疲软情感的裸露，本真意识和血性情怀的消逝，游戏与痛苦的转位和连自己都不能明了的想象，这就是世纪末诗艺的疲惫尊容！如果诗不能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和灵魂的唤醒。或诗背离了直面痛苦并拒绝痛苦。而只以大众文化包装过的软语呢喃或无所追求的粗野放纵，去征服漠视深度、玩味平面的读者和受众。那么，无异是诗歌之悲曲。这是怎样的一种诗的贫血！一种缺乏“当代性”的历史本质的无生命之“诗”。是死亡的诗歌，毫无生机，死水不微澜。于是，在物质的极度膨胀和精神的愈发贫瘠刺激下。诗人一连串的自杀行为成为90年代文化风景中最为沉重的事件。回到思之根基。回到价值理性。是“失园”后的民族进入新世界的新觉醒。也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用诗思把握灵魂更生的心路

翠翠的形象
翠翠是沈从文《边城》中的女主人公,是作者倾注着“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沈从文在《老伴》《水云》等文中说过，翠翠是由“绒线铺的小女孩”、青岛崂山的“一个乡村女子”以及“身边新妇”（即夫人张兆和）三个原型“合成”的。“但这不是三个印象的简单的拼合，形成的过程要复杂得多。沈先生见过很多这样明慧温柔的乡村女孩子，也写过很多，他的记忆里储存了很多印象，原来是散放着的，崂山那个女孩子只有一个触机，使这些散放印象聚合起来，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形象，栩栩如生，什么都不缺。含蕴既久，一朝得之。这是沈先生的长时期的‘思乡情结’茹养出来的一颗明珠。”②

一
《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之境。白塔下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居住在一条小溪边，“溪流如弓背……清澈透明……”。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小白塔，一脉清流相伴随……花自开来水自流，自然的生命季节循环不息。 浸染在这如小说中描绘的山水之中的沈从文也有了他如水的生命品格，正如他自己所言：“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催。……水教给我黏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 ③
二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作者在此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她的外貌，而是用“小兽物”，“山头黄麂”几个简单的比喻烘托出翠翠惊人的生动与活泼，展现出她身上弃绝了世俗尘埃的纯真与清新。她成长于重义轻利、安信自约的淳朴风气中，又得山川灵秀，秀外慧中，自然分外绰约动人。她沐浴着自然的雨露，和着自然的节奏生长。她是大自然的女儿，是快乐无忧的天使。翠翠的成长固然与她所处的边地环境是分不开的，她深受其朴实民风的熏陶，更深受其朝夕相处的爷爷的为人处世影响。我们不妨给这位老者一个镜头：他，忠厚老实，重义轻利，一副古道热肠。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渡船，不计报酬，不贪图便宜，“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以给人方便为乐。真诚的老船夫同时得了人们对他的厚爱。卖肉的不肯收他的肉钱，水手们送红枣给他，小商贩们送粽子给他。正因为爷爷的影响，翠翠身上流淌着淳朴善良的血液。“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三
翠翠和傩送初遇是在小镇看龙船，傩送邀翠翠到他家等爷爷，翠翠误以为要她到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心里觉得受到侮辱，就轻生地骂他：“你这个悖时砍脑壳的!”傩送不但不恼她,还打发家里的伙计举火把送她回家。后来知道那是二老，想起先前骂人的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到家见着祖父，“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爱情的种子就这样在少女的心里悄无声息地萌芽、生发。翠翠与傩送的相逢似乎是不期而遇，但又是早已心仪。
两年后的端午节翠翠又与爷爷进城看龙船，她人长大了，傩送一直在她心里隐现、鼓荡。从祖父与长年的谈话里，听说傩送在六百里外的“青浪滩”，她恍然如梦地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此时其心已随傩送而去，爱情的湖面已不再平静，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在摆渡送傩送时，见傩送正盯着自已看，她“便把脸背过去，不声不响，抿着嘴儿，很自负地拉着那条横缆”，乡村女孩特有的那种腼腆、羞涩、矜持，以及恋爱期女孩的温柔、娇气显现得淋漓尽致。
她在爱上傩送之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她，她对天保的“车路”托媒求亲，先是默不出声，到最后“痴着，忽地站起，半簸箕豌豆便倾倒到水中去了”到第二天，爷爷再次问及此事时，“仍然心儿忡忡的跳着，把头低下不作理会，只顾用手去掐葱。”默默中翠翠表现出了对爱情的忠贞专一，流露出对天保这份爱的拒绝；心里老想着送鸭子的傩送，早将天保求亲的事“忘掉”了。傩送为她唱歌传情，她虽在睡梦中不知歌的内容，但在睡梦中，“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缠绵，我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到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我睡得真好，梦的真有趣！” “这是极美的电影慢镜头，伴以歌声。”④在梦中她摘到了“虎耳草”，爱情之草。然而，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却没有如此完美，他们不断受到严重挫折。先是爱情的逃难者天保驾油船下辰州，在茨滩漩水中淹坏了，傩送也同船总吵了一阵去了桃源；后来爷爷在天保死后，摸清翠翠的心事，又撮合她与傩送的婚事， 心急火热地进城去船总家探听船总顺顺是否答应傩送与王团总女儿联姻；在碰壁之后他郁郁猝死在暴风雨之夜。爷爷的溘然长逝使她在一夜之间“长成大人”。她痛苦悲伤，但没有在訇然倒塌的生活大厦前崩溃，她谢绝了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里去也不大方便，还是不如在碧溪岨等，等到二老回来时，再看二老意思，说不定二老要来碧溪岨驾渡船”她要像爷爷那样守住了摆渡的岗位，苦恋着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剩下的或许只是绵绵无绝期的守望。
四
翠翠的爱情故事，作者所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爱情悲剧，作者只是有意识的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等方面的因素。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篇小说中天保和傩送所选择的求爱方式：天保所选择的车路—托人做媒，这种婚配方式是汉族人的传统，在天保的婚俗观念中还是汉人的“父母之命”，因此在他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失败后，他反而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可见他把老船夫看成是翠翠婚事的主权人。而且他的弦外之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就不是“规规矩矩”的了。傩送所选择的马路—站在山头唱歌，这是苗族人的传统。苗族人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湘西这边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着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古朴的民风也在日渐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反映的世界还是美好的，但这里也正日益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人们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正因为此，两种婚俗观念的冲突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作者借此对汉族传统婚姻观念表示深恶痛绝，并给以深刻的批判。这其中包含着他个人的经验与痛苦。“美国学者金介甫当面问及沈从文1922年离乡赴京地原因，他曾明确表示当时不愿作姨父的“女婿”，并为此逃离以联姻方式建立、巩固起来地湘西上层盘根错节的统治网络。他说：‘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⑤文中不愿做王团总女婿而追求自由婚姻的傩送，似乎依稀可以见到当年沈从文的影子。
当傩送和翠翠被生生分离后，读者最不情愿看到的是在翠翠身上再次重复着母亲的悲剧。令人们欣慰的是翠翠与傩送没有像母亲与军人那样双双殉情而死，傩送也没有放弃这份爱情，“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为了爱情，傩送坚决地抵御着物质的诱惑。再看翠翠她远比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接受种种磨难而等待傩送的归来，勇敢接受不幸命运的挑战。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出了柔中有刚的美。真有一种“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境界。这悲剧实则上是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造成的，同时也受着一点惟实惟利风气的浸染。这儿我们也不难看出“《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⑥写到这儿，不禁又让我想起了沈从文笔下另一个纯朴、天真的乡村小女子—萧萧，她十二岁就做了童养媳，丈夫只有三岁。待她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大用山歌唱开了心窍，成了一个妇人，并怀了孕。发觉后要沉潭或发卖。只是由于伯父说情，娘家婆家没有读“子曰”的人物，才被议诀发卖 ，又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事情被延搁了下来。十月期满，萧萧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音宏壮”。萧萧不嫁到别处了。十年后，与小丈夫圆了房，又生下第二个儿子，全家又忙着给大儿子迎取媳妇，又一个“萧萧”走进了这个家庭。萧萧的生命在一种无法预料的人生浪涛里浮沉，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可能使她的命运改观。可是，在萧萧自己，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生命处于被人支配的自在状态。除一度曾朦朦胧胧要逃走外，没有任何影响自己命运安排的主观努力，生死祸福全凭人安排。翠翠较之萧萧有了更多的生命自主权，但她较之《长河》里的夭夭相比又有着不同之处。让我们给这位夭夭一个镜头来认识一下这位女孩：“夭夭呢，只觉得面前的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意思恰恰像事不干己，乐得看水鸭子打架。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她却不大怕他，人纵威风，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这是一段夭夭在察颜观色中机警地与虎视耽耽的保安队长周旋的场景 ，从中可清晰地看到夭夭刚中有柔、镇定自若，她已具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和反抗性。夭夭的生命中已生长出一种抵抗战乱与灾难的力量。而这点上翠翠显得比较弱小，反抗的力量还不够，似乎还缺少着对美好爱情的大胆追求。她只有坚贞地等待，勇敢地接受，没能大胆地走出去，但她展现了她自己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⑦我们不妨把目光从沈从文的乡村题材的作品中走出，走进他反映的大都市生活的小说世界里：《绅士的太太》里那些“绅士淑女”们玩着“爱”的游戏，在相互欺骗中进行“没有爱的接吻”，还居然混合了笑与泪；《八骏图》里的大学教授们，外表上的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人性有点冲突，不大自然”；《大小阮》中大阮一类人物，“自己活得很幸福”，“百事遂心，还是社会中坚”，也正是他们，泯灭了天良，丧失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在所有的这些场合，人变成了非人。翠翠和这些上层人物相比，是这般的清纯与美丽，天真与善良。她烛照着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反衬着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沈从文也借此揭露都市“现代文明”培育的虚伪、自私、怯懦……
总之，翠翠是一位清纯可爱的乡村女孩，是美的化身。她的爱情故事是一首凄美的歌，她是作者乡恋情感与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作者也通过翠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无情批判。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小龙女，李莫愁以及黄蓉，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太累了，你先看看吧 ，自己也去找找。我好像又多懂了东西